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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风雷彪炳青史 苍黄岁月初志可鉴

纪念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成立暨“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七十周年


稿件来源: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校友总会 | 作者:孔德淇、刘嘉 | 编辑:刘嘉 | 发布日期:2017-05-31 | 阅读次数:


        解放战争时期,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也是反动镇压最为疯狂的时刻。国民党广州党部将国立中山大学视作重点监控对象,大学校园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1947年5月31日,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用自己的信念和担当成就了广州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光阴荏苒,昔日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年学生已年届耄耋,学生们浩荡前行的道路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纸上的、脑际的记忆也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泛黄。但往事重提,他们依然慷慨坚毅,“在中大的学生运动中,没有出现一个叛徒,没有牺牲一位同志”!似乎那豪情满怀的时代仍在继续,爱国、爱党、爱校的激情仍在胸中激荡。
        在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成立暨“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史料,再访亲历者,试图穿越时空,感知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受访人物

        黄菘华  中山大学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1949届毕业生(左上)
        黄建树  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天文系1949届毕业生(右上)
        谢伯平、谢仲平  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51届毕业生(左下、右下)

        “爱协”成立 积聚革命力量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来化解内战危机,建立联合政府。但好景不长,1946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置政协决议于不顾,坚持内战并镇压国统区内民主运动;同年7月,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白色恐怖弥漫羊城。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共广州市委决定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吸收进步青年加入革命工作,补充后备力量。其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将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级系代表会,恢复和健全中师剧社、南燕剧社等原有社团,成立自由社、科学社、新民社、劲草社等新社团。这些社团以公开合法的群众活动,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和非法斗争,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
        谢伯平回忆说,他们当时遵从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保存力量、以待袭击”的十六字方针,取消了原来的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公开斗争就是在各大院系开设专门社团,活跃的文娱活动和集体生活是一大特色,社团内部通过唱革命歌曲、跳集体舞、朗诵诗词、举行联欢大会等方式增加生活情趣,密切彼此关系;此外,还会秘密开展读书会,在小组中传阅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形势。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到中山大学,进步学生举行的“一·七”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大游行,成为广州学生运动新的起点。

1947年1月7日,中山大学进步学生举行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抗议美军暴行的罢课和示威游行。

        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在广东各大高校发展一批党员。考虑到内部环境和外部压力,省委决定先行成立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简称“爱协”,后改称“广州青年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广州地下学联”)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培养党员。在中山大学,潘明丽、张绍文、胡兆瑞、谢耀崇、何锡权等学生组成公开工作组,担负第一线任务,公开出面领导群众斗争。许多进步学生在此影响下,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
        黄菘华早年即参加革命,受命从罗浮山辗转香港再返回广州,1945年进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同时负责与青年委员会成员联系,开展爱国民主工作。在1946年5月4日的国民特务“反苏游行”中,一位同学因问了句“苏联到底怎么样了”而被特务打成重伤。这件事带给黄菘华的刺激很大。眼看校内特务“群魔乱舞”,他打消了赴英留学的念头,决定曲线救国,并担任“爱协”的领导者之一。
        黄建树成长于香港,中学时逢香港沦陷,随家人回迁内地,因不堪日本凌辱与英国殖民统治,寄望于读书救国。1945年入读中山大学理学院不久,他便参加了读书会,逐步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在一次科学社举办的“决定胜利的是原子弹还是人民”的讨论中,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意识到群众的力量。1947年,他加入“爱协”,成为首批成员。
        “爱协”甫一成立时,会员仅为50人,不久即向中大附中、广东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等校发展。为了发展组织成员,黄建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做理、工学院的工作。理工科学生有一特点,即特别关注自己的前途,关心所学能否致用。当时我们抓住同学们的这一心理,成立社团组织,举办各类活动,比如教大家冲洗胶卷等实用技能,先和同学打成一片。关系熟了,工作自然也就通了。”渐渐地,黄建树等“爱协”骨干成员把党的思想理念传播开了,主动要求加入“爱协”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作为文学院“爱协”负责人,黄菘华回忆,当时通过正面宣传和引导,共发展了50多位同志加入“爱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不参加则已,如参加就要好好干。”当时,谢伯平仍是中山大学工学院一名新生。他坦言,一进“爱协”就被周围的氛围所感染,那些“先知先觉”的学长影响他从文弱书生蜕变为进步青年,参与了“反美抗暴”和“五·卅一”等爱国学生运动,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爱协”及其成员通过参加并领导进步社团、改造中后进社团及非政治性社团,在广州学生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由此,“爱协”也成为了广州进步学生的革命熔炉,为开展“五·卅一”运动奠定了的组织基础。

        “五·卅一”大游行 为国家命运呐喊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大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和抢米风潮。5月初的广州,每担大米的价格由2月份的五六万元狂涨至20万元,而学生公费每月仅7万元,教职员一个月收入才二三十万元至五六十万元。学生自理的膳堂,为了挤出一点买菜的钱,经常买低价米,甚至是掺杂有沙子、谷粒的“沙谷米”,师生的生计都受到严重影响。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的比例远远低于当时所行宪法规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为备战不断增加军费,“一师军费的支出,可以办39所大学”。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整顿学风维持法纪的谈话》。随后,当局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限制请愿、罢课、罢工、游行示威。其后的几天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学生纷纷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却遭国民党镇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中山大学师生在表达不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现实和前途问题。仅仅在广东,反对蒋介石征兵、征粮、征税的农民武装斗争急剧发展,城市人民的反抗怒火也在燃烧。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黄菘华回忆道,当时他向同学们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大家从经济问题出发,思考造成经济衰退、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原因是什么,但并不急于给出答案,从而将其思考点从经济问题转移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这样既可以不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时又能够提高群众们的思想觉悟。”
        24日,由803名中山大学学生签名发起的“全校同学大会”在体育馆召开,2500多名学生参加。大会通过了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等十多项决议,同时决定罢课三天,以声援平、津、宁、沪学生正义革命行动。罢课行动亦得到了朱智贤、梅龚彬、钟敬文、王力、王越、刘渠等许多进步教授的支持。27日,第二次全校同学大会召开,中山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工委”)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并随后在快报上公开宣布6月2日举行游行的消息,得到了广州全市大专以上学校学生的纷纷响应,表示誓与中山大学学生同进退。国民党当局得知后,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准备在游行当天出动军警制造混乱、以图压制。

1947年5月31日,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号召全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打出“我们不能自取灭亡”的漫画标语。

        据谢伯平回忆,“五·卅一”游行原计划于6月2日举行,并非5月31日。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学工委于5月30日下午3时召开临时会议,特意将游行的时间提前,并很快准备好游行所需的漫画、宣传标语、传单等,还租定12辆商车为游行时“出市”专用。而正式通知游行时间,则是在当晚文艺晚会临结束前。
        文艺晚会在体育馆举行,所有出入口与通道都由身材魁梧的同学守卫着。为了防止特务将提前游行的消息报到市里,工学院的同学在夜幕掩护下剪断了通讯电缆,把夜间从石牌到市区唯一一辆校车的轮胎悄悄放了气。大批同学为准备游行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文学院的大楼成为了筹备游行的主要基地。
        在此次运动中,黄菘华主要负责领导秘密工作,包括地下党秘密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会议文件资料准备等。对于“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的细节,黄菘华仍历历在目,“在举行游行的前一天,我们的同志张贴大字报渲染气氛。筹备期间,我们还组织了歌咏队,负责游行时高唱红色歌曲,还有演讲队,负责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人多的地方时进行演讲宣传。”
        谢伯平说:“群众的支持很重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反映了师生们的真实诉求。在示威游行宣言中也明确写道:罢课游行是为了停止内战,增加教育费,增加学生公费,提高教师普遍待遇,反对苛捐杂税。
        31日上午10时许,队伍“准备接受可能的牺牲,带着满腔悲愤”从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向市区进发,到达市区中山大学附中平山堂校园时,这里早已齐集全市其他大中院校学生千余人,张贴队、歌咏队、演讲队、口号队、传单队、粉笔队、油漆队等各就各位,游行示威随即开始。工学院的宣传卡车作为前导,随后是中山大学女生高举“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暨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的巨幅横额,再随后是宣传队、附中队伍、各院系队伍及其他院校队伍。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同学抬着一个大花圈,上面写着“内战千古——国立中山大学敬挽”字样,还有配有政治讽刺诗的巨幅漫画。

进步学生沿途书写反内战标语。

        “反对内战!反对饥饿!”“改善学生生活,增加教育经费”“反对征兵征粮,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响彻云霄,引得万人空巷,沿街围观。游行队伍从惠爱路出发,经永汉路(今北京路)、高第街、维新路(今起义路)、一德路、转靖海路步出长堤,一路向市民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直至长堤一景酒家门前时,突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四五十个身穿黑胶绸、手持棍棒的暴徒袭击。
        谈起这段经历,黄菘华仍有余悸,“他们像豺狼一样,劈面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袭来,击破游行的宣传卡车,毁坏宣传物品,并打伤卡车上的同学。队伍前列的工学院游行队伍、宣传队、歌咏队也避之不及,走在前面的女同学也被迎头打得头破血流。”一时间,数十位同学被打伤,身受重伤的学生倒在地上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同学们和民众纷纷向两侧商店或巷内奔走暂避,凄绝的尖叫和哀痛的呼号传遍长堤。
        黄菘华说,当时,中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胡泽群带头取下工学院游行队伍的大旗杆,一边振臂高呼“我们要反攻呀”一边冲了出去,一时间呼喊声震天撼地。除了一部分同学留做紧急救护工作外,其余大部分同学赤手空拳与暴徒进行搏斗,路旁的劳工和商店伙计纷纷把扁担和木棒递给同学们自卫,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同学们的反击下,4个暴徒被击倒,其余的仓皇逃散。

全副武装的暴徒袭击游行学生队伍。

        队伍继续行进到中央银行门前和海珠路口时,又遭第二次袭击。虽然有所准备,击倒了8个暴徒、抓获1个,但仍有几十名同学受伤。经被抓获的暴徒供认,他们是国民党政府广州市社会局用5万元收买、冒充工人来殴打游行学生的。得知前方还有更多暴徒埋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工委会决定队伍按原路线返回平山堂。
        经过二三十里的路程和险恶的流血斗争,下午2时,游行队伍回到平山堂附中操场举行临时学生大会,学生们纷纷为受伤同学捐赠药费和输血,并抗议政府暴行。黄昏时分,队伍返回石牌。
        据统计,这次游行共有近百位同学受伤,重伤的21名同学分送中山大学医院、博济医院,伤势严重的4人直至6月15日学校复考时仍未出院,累累伤痕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身上。
        当晚,工委会召开了全体同学大会,声讨、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大会一致通过严惩凶手,立即释放被捕同学,赔偿医药费等一切损失,全校绝食一天,捐款慰问受伤同学,罢课抗议政府暴行,定“五·卅一”为中山大学学生日、年年此日永远纪念等六项决议。次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又出动宪兵、军警、特务2000多人包围中山大学校园,荷枪实弹围捕进步师生,按“黑名单”捕去梅龚彬、丘琳、廖华扬教授及学生数十人。

反动军警冲进校园,搜捕进步师生。

        一系列事件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中山大学学生发表《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五·卅一”血案及“六·一”非法逮捕事件告社会人士书》,向社会各界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学工委捐款慰问受伤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市掀起了营救活动,一些教师和家长也参与其中,迫使当局陆续释放了被捕师生。
        斗争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6月15日,学工委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结束罢课、参加学校期终考试的决议。至此,“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宣告结束。
        此后,学工委收到的款项除用于慰问受伤同学外,尚余一千余港元。当时,学工委中的“爱协”成员在整理“五·卅一”运动的图文资料,欲将游行中宣言、告各界同胞书、运动总结及受伤者名单等内容汇编成册,定名《血债》,利用余款在港印刷出版。
        印成的《血债》要从香港运回广州石牌,困难和风险极大。面对“走私客”漫天要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运送《血债》的重任交给了黄建树。接到任务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黄建树先将《血债》藏在香港的家中,再寻机利用同学在港度假的机会分批偷偷运回学校。在返穗的火车上,他们将装有《血债》的手提包放在车厢一头,自己则坐在另一头,乘务人员检查时无法确认物主便不再追查。临近下车时,他们则将手提包从车窗扔下火车,由提前联系好的同学在车下接收,做到人货分离,保证安全。如此数次,屡试不爽。说起这段经历,黄建树难掩自豪。
        1947年秋季开学后,在“爱协”的安排下,《血债》分发到各个院系,一夜之间在全校风行。

“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时,进步学生出墙报以示纪念。

        社团兴起 革命力量蓬勃发展
        “五·卅一”爱国学生运动,不仅冲击了国民党在广州的反动统治,也响应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配合了华南地区战争的胜利,使中山大学成为华南地区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和“战斗堡垒”。
        此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中山大学已树立了强大的群众优势,今后群众工作要由点到面,从进步学生转向各阶层,特别是转向工人。于是,中山大学由搞非法斗争为主转向以搞公开合法的活动为主,广泛深入地联系和教育群众,以“爱协”会员为骨干力量,逐步建立健全一批社团,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还出版《中山大学人文报》等刊物来传播进步思想。一时间,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农学院生产团、南燕剧社、中师剧社、中师合唱团、教育研究会、创造画社等八大进步社团及中山大学各院系联合会迅速兴起,在争取、团结、教育广大中间层和落后层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壮大第二条战线力量。

        作为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些社团尽力做好服务广大同学的工作,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中心开展活动,以“第二课堂”的形式提高成员的学术水平,进一步发展了进步学生在群众中的优势,壮大了中共地下党和“爱协”的进步力量,为革命斗争和解放后的国家建设输送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不悔当初 逐梦前行
        岁月如歌,初心无悔。上世纪中叶,这批进步青年在黎明前的黑夜进入中山大学求学,身处乱世却读书不忘革命,勇敢投身革命洪流,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一时刻。
        作为亲历者,黄建树在回忆当年情形时,口占一绝:“七十周年迎大庆,大浪淘沙今幸存。喜逢高寿人健在,不忘初心逐梦行。”从一名为学而学的知识分子,到关心民瘼、投身革命、奉献一生的共产党人,在他的身上,一种人生格局不断被放大,深情自显。他说:“不食人间烟火,仅仅靠眼前看见的和网上的信息是不足以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青年学生应多读历史,读懂历史,懂今日、懂责任。”
        最令黄菘华骄傲的是,当时中山大学的“爱协”成员,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没有一人牺牲,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腐败分子。他始终无悔当年的抉择。他认为,现在的和平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党依靠群众,搞好群众关系,“现在党也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了群众的梦想而奋斗!这与当时是一样的。”
        如今,我们在这些老校友的带领下,重拾记忆,在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在文明路、在一德路、在长堤,尚可遥想七十年前的激情往事。我们仍会记得,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一群爱国的中大学生,用信念与担当、智慧与果敢谱写了壮美的青春之歌。

         参与采访:黎锦贤、戚婉怡、隋雨倬、孙柳、孙若旸、张莹、陈昊民、陆伟成、陈德碧
         采访拍摄:覃东骏、李奕衡
         特别鸣谢:徐亮、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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