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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

享年101岁,19岁受聘中大,曾称“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02-07第A01、A10-11版 | 作者:刘苗 贺蓓 | 编辑:金凤 | 发布日期:2018-02-08 | 阅读次数:


“饶宗颐星”不陨
101岁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他与钱钟书和季羡林齐名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却选择孤独求学路,自学成为一代宗师。
  他达古通今,学贯东西,文史哲艺皆有涉猎,诗书画乐造诣颇深。被世人评价为“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悲叹,一代通儒就此远去,这是一颗巨星的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将永存,如同以他名字命名的“饶宗颐星”一样,闪烁星空。


  饶宗颐(1917-2018)

  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2013年他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首富之子 家学渊源,孤独向学

  1917年8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其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后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父亲为他取名“宗颐”,便是期望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饶宗颐自幼便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尽享阅读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饶宗颐曾在《选堂清谈录》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饶宗颐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病逝。饶宗颐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
  文献学者、收藏家梁基永与饶宗颐是忘年交,他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饶宗颐赴港定居前,曾将潮州老宅卖与一位华侨。几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帮助下,进那处老宅拜访参观,当时他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访港时拿给饶宗颐看。“老宅保护得很好,几乎还是当年的格局,饶公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十分感动。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门,两侧有灰塑的对联,尽管两三个字已经剥落,但饶公还是一眼认出,指着对联对我说,‘这是我19岁时写的’。”

  一代宗师 博古通今,中西融贯

  饶宗颐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治学领域涵盖上古史、考古学、史学、中外关系史、古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文学、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范畴中,饶宗颐都有自己的创见,为国学开创了不少新的蹊径。
  饶宗颐出版的著作超过100种,而艺术及展览图录近百种之多,这些著作已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职,是法国远东学院院士,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上个世纪60年代,饶宗颐就开始与海外国际大师、汉学家交往频繁,加上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其精深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饶公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他是罕见的学者,不仅学术上有开拓有建树,艺术上也取得很大造诣。”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在古训之上而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饶宗颐自幼学习书画,近年十分喜爱绘写荷花,他笔下的荷花也素有“饶荷”的美称。
  饶宗颐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他曾解释由来,“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饶公的字和画,都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尽管诸多光环加身,饶宗颐却对大师等称谓敬辞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曾说,他“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好奇,保持“自在”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曾写下这广为人知的诗句,以表明人生态度和追求。
  对此,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尽管饶宗颐自谦“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每个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她眼中的饶公有着非凡的学问和智慧,但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笔耕不辍。”
  沈建华说,在她看来,饶公是一个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他,你打坐时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这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看到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曾宪通也说,饶宗颐永远像小孩一样,永远追求新的东西,对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问个究竟找出结果。“大师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有无座右铭,他思考了一下说,“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故人怀念 巨星陨落,精神永存

  梁基永告诉南都记者,10多年前,他与饶宗颐在香港的一场古琴学术会议上相识,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访、茶聚。“饶公友善、亲和,具有长者风范,对学生、老友十分热心。”
  梁基永说,每次相聚,他都会向饶公请教美术史等问题,对方总会很详细地答疑解惑。“别看饶公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可记忆力非常强,谈起美术史料、大家,如数家珍。饶公非常坦诚、实在,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他也会坦诚相告,明确说自己不懂,从不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诓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年事已高,饶宗颐仍来到现场,并把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国家。
  那也是沈建华最后一次见到饶宗颐。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当天,瘦弱的饶宗颐坐在轮椅上,衣着单薄,她上前与饶公握手,内心难过,“我隐隐担忧,很怕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沈建华1981年与饶宗颐在古文字年会相识,后一起编纂《甲骨文通检》,并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17年。
  在沈建华印象中,饶公一直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充满热诚。她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饶宗颐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图书馆帮忙查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当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这是他的名言。”
  饶宗颐的离去,让沈建华深感痛心。“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
  梁基永向南都记者表示,饶宗颐是一位通儒,“现在已经没有通儒式的学者了。”
  2011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曾宪通说,饶宗颐离世,是巨星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和硕果将永存,作为后人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往事

  “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数十载,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两位潮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谊被传为佳话。
  詹安泰教授的长子、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詹伯慧因父亲与饶先生的关系,也与饶公多有交往。
  惊闻饶公仙逝,87岁的詹伯慧表示深切哀悼。“饶先生不愧是一代大师。”
  詹伯慧对南都记者说,父亲长饶宗颐15岁,饶宗颐又长自己15岁。“我们家两代人与饶公交情很深。”他回忆,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自己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去过藏书阁。
  “饶先生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亲有关系。”詹伯慧回忆,当年父亲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教书,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课,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饶宗颐。“学校一开始还不相信,结果这位潮州才子一鸣惊人,显露了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据悉,当时饶宗颐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经其举荐,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
  “当时战火纷飞,我父亲单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颐先生相约,请他随后和我母亲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亲。”孰料饶宗颐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詹伯慧说,此后饶公一直在香港,几十年潜心学问,也开始了他与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
  詹伯慧还记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下飞机就专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关心,谈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经饶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后在港影印刊行。
  “饶公始终谦逊待人,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总是热情亲切,关爱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练书法,饶宗颐得知后还为其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透露,饶公老当益壮,精力充沛,100岁时还坚持写字;2017年五六月份,饶公还去法国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在詹伯慧看来,饶宗颐是学艺双全的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学者中尤为难得。“这样的大师,我想多年都不容易出。”他认为,“饶公对潮州、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都贡献很大,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19岁受聘中大,几乎阅遍学校馆藏地方志

  “中大有90多年的历史,饶先生跟中大有80多年的因缘。”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饶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点是,不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目的很明确,通过了解古文字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彼时,其父饶鄂去世,饶宗颐承父遗志补修《潮州艺文志》。他在核心刊物《禹贡》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先生曾说过,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印象深刻。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于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前往云南途中因病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还有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的“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先生通往学术殿堂的‘秘钥’”。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突破王国维理论,提出三重证据法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道。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
  曾宪通认为,饶公学术贡献其二则是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突破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包括有字的出土文献,和无字的考古实物以及同时代的异域相关资料等,多种证据法对学术影响很大。”

  原文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8-02/07/content_9652.ht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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