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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娉:践行“人类学中国化”


稿件来源:中大校报第260期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1-10-29 | 阅读次数:


       黄淑娉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现任学会顾问。我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中山大学杰出教师桐山奖”,2011年7月被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代表著作:
  黄淑娉教授出版了12本著作,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研究并作为主要撰写人的著作如《原始社会史》(1984),《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66~2004共三版),《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999)《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1999)《广东世仆制研究》(2001)《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2003)等。专著获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其中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为我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是第一部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广东省内族群与区域文化的著作;《广东世仆制研究》一书,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与残存的历史资料相印证,研究解放前夕仍存留在珠江三角洲的世仆制度,解答了它的性质及其由来与演变之谜。

        治学理念:践行“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主张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研究的路很宽广,要研究本土,也要研究海外,要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人类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入中国,始终处于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类学的两位先驱,当时在中国齐名的“南杨北吴”,指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吴先生主张“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要培养独立的科学人才,使人类学、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杨成志先生26岁时孤身一人在云南大凉山彝族地区做了一年八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当地的原有文化和奴隶制,他说:“人类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黄淑娉教授在人类学领域进行了50多年的教学研究,至古稀之年仍旧一次次的从事田野考察,正是秉承前辈学者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
  黄教授从1952年开始用田野调查经验书写人生履历。曾先后在壮、傣、侗、黎、苗、瑶、畲、仡佬、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哈尼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调查研究,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后10年研究汉族。20世纪50年代,她参加为解决我国有多少个民族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长达4年。在调查实践中认识民族的文化特点,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从而对民族的概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提出构成民族的特征主要是对共同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的看法。
  黄教授说:“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很丰富,人类学研究正走向深入,研究的路很宽广,要研究本土,也要研究海外,要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

  治学方法:续“南北两派”人类学之长

       “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知识要不断更新,对有的理论很可能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人类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研究者称之为“南派”和“北派”。南派比较注重详细的田野调查,偏向于材料的搜集,不提倡理论阐释。北派讲理论,重应用,重视解决现实问题。解放以后南北合流,学者们为发展中国人类学共同努力。1981年,在我国中断了30余年的人类学系,在梁钊韬先生具有远见卓识的倡导下重新开办,为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走出了重要一步,这是我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绩。
  黄教授继承前辈的学术思想,深切体会了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她重视理论学习,重视人类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和学科理论的教学研究,认为学科知识结构的核心在于它的理论,有理论才能驾驭资料,才能指导实践,了解理论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她对各种新思潮一直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她说:“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知识要不断更新,对有的理论很可能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黄教授十分注重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结合,这也是民族学者常用的方法。她所研究的边疆人口中很少没有文字的民族,但也要努力从汉文资料寻找有关线索。研究广东世仆制,仅有地方志上的零星记载,必须依靠田野调查。黄淑娉教授和龚佩华教授为此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当时还活着的世仆及其后代以及知情人进行调查,揭示了遗留于20世纪末的世仆制的本质。

  治学方向:做有中大特色的人类学研究

       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必须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
  1990年9月,黄淑娉教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在校领导宣布这一任命的全系教工大会上,她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类学研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必须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当时正值岭南文化热,学界提出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种民系,其区别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人对此作理论阐述。黄教授等人向美国岭南基金会申请经费做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其成果即《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这项研究体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四领域(体质、语言、文化、考古)综合研究的学术传统,同时贯彻基金会强调在研究中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要求。以人类学系的师生为主,加上外系、外校和国外学者一共三十多人,在十七个县市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对广东的生态环境、历史发展三种民系的体质特征、语言、文化特点、人文精神、当代经济文化变迁等进行了研究,对上述广东学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项研究历时五年。
  明代文学家李贽有言:“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黄教授用实际行动继承着前辈的学术思想,并孜孜不倦地向后人们传授着她的治学理念,她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的桥梁。黄教授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谓我国人类学发展史的见证。
  (本文部分材料来源于《黄淑娉评传》孙庆忠著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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