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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聪:师道之泱泱兮德厚流光


稿件来源:校报2011-09-07第257期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1-09-23 | 阅读次数:


        人物简介:吴宏聪教授(1918.11-2011.8):优秀教育家、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直管联系专家。广东蕉岭人。1942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46年5月。1946年9月至1949年7月,先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广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9年10月任广州军事接管委员会中山大学接管小组联络员。接管工作结束后,任中文系副教授。
  1957年起,兼任中文系副主任。1978年10月起,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83年被聘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成就奖。因病于2011年8月17日逝世,享年93岁。
 
巍巍师魂 学子人师
 文/金钦俊
 
        八月十七日,吴宏聪教授走完他93年的人生长途。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和原领导人朱镕基、吴官正等发来唁电唁函并致送花圈,中组部、教育部、广东省委、省府等部门也纷纷表示哀悼。各大报连续报导吴老的辞世并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一时成为重要新闻。一个自称一辈子只是“一个教书匠”的教师能获此殊荣,实未他见。但如深入了解吴老的为人处世,便会觉得这份光荣是他应得的。
  传承师道的一座桥梁
    吴老抗战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得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王力等名师的教诲,他十分珍视这份“师缘”,刻苦攻读,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在群季俊秀的西南联大,吴老不愧为其时出众的青年才俊。西南联大不仅给予他丰厚的学养,更以他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和鼓励独立见解的学风给吴老以深刻影响,成为他终生恪守的师道。吴老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这些弟子谈起当年他的一件往事: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曹禺戏剧研究》,导师是新文学名家杨振声和沈从文二位先生。吴老送上他的论文提纲时,沈先生认为可以,杨先生却对其中一些观点提出异议。吴老做了努力,但仍未能如杨先生所愿,故论文写出来后十分忐忑,不意却受到杨先生亲切约见,表示两人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尊重吴老选择的权利,同意通过论文。更让吴老意想不到的是,杨先生还与闻一多先生联名推荐吴老留校担任助教。先生们这种爱生爱才、学术民主的作风,正是西南联大师道的体现,让吴老铭记终生。
  吴老到中大任教后秉承了这种师道,成为一座前后沟通的桥梁。他的研究生、现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在校时有一篇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吴老并不同意,但又觉得它自成一说,斐然可观,便将其推荐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发表,极大地增添了陈平原学术探讨的勇气。再如吴老不赞同给张爱玲以过高的评价,认为她缺乏大家的眼光和笔力,题材过于狭窄,但他又极赞赏张爱玲观察与描写之细腻独到,誉为才女,遇到研究生论文中有与他意见相左但又能言之成理的,他也在保留自己的观点同时容纳他人的见解,让论文得以通过。吴老这种不以己见定一尊的学术民主的作风,显然是有所师承又加以发扬的结果,堪以垂范后人。吴老在《学术自传:八十自述》中称:“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这是吴老真诚的告白,启迪后辈学子去认识、去感知师道的泱泱之风。
  中文系出色的掌门人
    吴老1957年任中文系副主任,1978年起担任主任,直至1984年交棒,执掌中文系长达20多年(加上他“文革”后期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年项)。中大中文系主任这个位置是鲁迅当年坐过的,加之系里拥有容庚、商承祚、王季思、方孝岳、董每戡、詹安泰等蜚声海内外的名家,他深知自己责任之重大,决心将中文系办成一个名系。作为一名既当教授又当系主任的“双肩挑”人物,他花许多精力去从事行政事务,这对他的学术研究肯定有冲击,对此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他从中文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成绩中得到了快乐。在他任上,中文系加强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选定一批青年教师跟老专家建立师徒关系,以便得到更直接的指导,日后传承这些前辈的学业,如指定曾宪通跟容庚学古文字、罗伟豪跟方孝岳学音韵学、曾扬华跟黄海章学古代文学等。后来这些青年教师都学有专长,成为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事实证明,这种措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再如考虑到系里拥有众多名师,便申报并经批准成立了以容庚、商承祚为主力的古文字研究室,以王季思为主力的古代戏曲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不负众望,先后贡献出了一批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如古文字方面容庚的《金文编》、《殷周青铜器通论》、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战国楚竹简汇编》,都被学界视为经典之作。中大中文系遂也成为国内知名院系之一。
  在学生培养方面,吴老亦殚精竭虑,力图在60年代沉闷的学术氛围中破局,培养出能写善说不是“书生型”而是擅于实战的合格人才,而因材施教便是他念念不忘的事。还在1965年他便在二年级学生中挑出10名写作水平高的学生免修写作课而进行个性化培养,他们组成了评论组与媒体进行课题研究和写作实践,使学生们受益匪浅。虽然一年后的“文革”浪潮中这一措施被批为“修正主义毒瘤”,吴老亦蒙难,但吴老坚持认为做法正确。并冒着被再度批斗的风险,捎话给其中的学生,让他们相信真理,不必害怕。后来这10个学生有的成长为《南方日报》的正、副社长和总编、编委,有的成为广州政界的明星,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是大学教授,他们的茁壮成长有力地证明着当初吴老和中文系因材施教方针的正确。
  毫无疑问,吴老长系成绩突出。在他身上,凝聚着中文学子纷繁的集体记忆,有过坎坷,有过叹息,但更多的是求知的快乐,深厚的情谊。吴老已成为中大中文系一位标志性人物。
  教学科研并蒂花
   虽然是资深教师,吴老却每课必精心编写教案,从不懈怠。他的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加上他那翩翩的风度,风趣的语言,使学生听课如沐春风,沁人心脾,学习兴趣大增。他善于创设问题情景,引发学生的思考,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假如我是鲁迅……”、“假如你是蘩漪……”,已成为“吴式”语言。他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艺文思潮》等课程。凭着他与新文学大师“亲承音旨”的文化背景和他精心的准备,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历史经验作出了清晰而有深度的阐释,对文学名家名作的分析做到精细独到,如对鲁迅的家国之感、文学取向、闻一多诗情的浓烈激越、沈从文深挚的乡土情结等等,都有自己深切的体会,引导学生直抵作家创作当下的心态。
  他对名下研究生讲课,有时引至家中,香茶水果款待,围坐一室,以交谈方式各抒己见,他只负责引导讨论方向与方法,间中发言,但不一定作结论,以免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把这种方法称作“对话式”教学方法,遵循的是“维护思想自由,尊重学术个性”的学风,这体现了吴老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古训的尊崇,也是现代性教学民主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些统一在他身上,形成了谦和睿智的泱泱之风。
  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吴老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吴宏聪自选集》(专著)。他还被当时的国家教委聘请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主编了三套全国高教自考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印数累积达数百万册,至今还在使用。此外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岭南文论》第一、二辑、《丘逢甲研究》、《丘逢甲集》等学术论著与文集。吴老做事特别细心,他为它们的编集、润色与出版付出的心血也就较他人多了许多。吴老还担任过全国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晚年还出任丘逢甲研究会会长,出力甚多。尤其要特别提出的是他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广东中国文学学会会长,他与省社科联通力合作,举办多次学术活动,并将论文收集出版。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吴老以他的亲和力和声望团结了广东各高校、科研部门和文化单位的有生力量,对推动、繁荣广东学术研究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深为各界学人所推重。为了表彰吴老对学术的孜孜追求,广东省政府于2005年授予他以“特别学术成就奖”并出版他的自选集。
  大爱无疆芳泽长留
    吴老宽厚仁慈,怀有一颗爱的大心。他爱家人,爱亲友,爱学生,爱学校,爱祖国,这种爱出自真情,发自至性,浓烈芬芳,感人肺腑。
  他的爱心事例无法备述(注:因篇幅限制,本节从略,参见本版其他文章)。古语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吴老以他崇高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成为他数千弟子的难得的“人师”,这是不会随着吴老的离世而消失的。余泽流芳,吴老将成为永远的标杆,昭示着师魂的崇高,指引着后人的路向。而他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山大学也将像珍藏他捐赠的书籍一样永远地将他珍藏于中大史册,永是熠熠生辉!
  注:作者为我校中文系教授。
 
我十分敬重的“良师”
文/朱振中(中文系64级学生)
 
        中山大学的领导和师生,都尊称原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为吴老。吴老是我十分敬重的“良师”。
  我十分敬重吴老这“良师”,首先是他学识过人。1964年我在中文系就读时,吴老是系主任,亲自给我们级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他讲课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讲述全面、重点突出、严谨准确又生动形象,授人知识、引人思考、给人启迪,深受同学欢迎,大家一致赞好。他讲文学的特征、文学的本质,他讲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讲文学流派的斗争、文学的发展,深入浅出,既易懂、又透彻;他讲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鲁迅的爱憎分明以及孔乙己的迂腐和阿Q画圈的“憨”,他讲郭沫若的诗歌和历史剧,他讲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他讲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作家的精品,他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小说,有阐述、有剖析、有评论,中肯得体、令人折服;尤其是精彩的点评,寥寥数语,既深刻精辟,又幽默传神,几十年后还历历在目。
  我十分敬重吴老这“良师”,特别钦佩他人品高尚。耳闻目睹,吴老给我极深的印象:一是爱党爱国。历经西南联大的磨练,中大几十年的奋斗,尤其是“文革”的冲击,吴老始终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文革”期间被批斗和下乡下厂“监督劳动”,他都乐观豁达、欣然笑对,既心痛“‘母亲’蒙难”更坚信“很快会治愈,拨乱反正”。二是爱教爱校。吴老热爱教育事业,常说“乐当教师做‘人梯’”,是人所皆知的。吴老热爱中大、热爱中文系,更是人所共知。他为中文系的发展呕心沥血;五、六十年代,招贤纳才,重用专家,权威和优秀的中老年教师,激励学生勤奋好学,扬名中外;七、八十年代,大力支持中文系率先开展刊授教育和培育这一在中大乃至全国高校都颇有影响的“品牌”,以及依靠和利用各种资源进一步办好中文系充分发挥了他人脉广、威望高的优势和作用等等,堪称楷模。
  我十分敬重吴老这“良师”,更因他重学重才。我们二年级时,在吴老的指导、支持下,写作教研室和文学评论课老师开展了一项“改革”;一年级写作课成绩最好的十名“尖子”,二年级免修写作课,其他同学上写作课时组织这些“尖子”根据报刊约稿的专题,研究、撰写文艺评论专稿。至“文革”开始前的实践证明这“改革”效果很好,我和其他的“尖子”同学都深感自己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写作能力和文艺评论水平。但“文革”开始后,有的同学《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怪胎”》的大字报,把这“改革”称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怪胎’”,要“砸烂”之。我们作为“怪胎”,既委屈又茫然。这时候,吴老已被批斗,但他不避嫌疑,不怕引火烧身,多次私下跟一些师生说“这不是‘怪胎’,是因材施教,目的是培养人才”;他也私下跟我说:“你们不是‘怪胎’,这一带探索性的因材施教的‘文革’,很有意义”。并且鼓励我们“尽量多学和掌握好有用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革”下乡下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期间,吴老和我们班十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韶关市广东新华印刷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候,我们不少同学都感到“读书无用”,吴老却有针对性地引导我们“读书长学问,很有用”、“晚上有时间到新华书店看书、购书很好啊!应该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十分敬重吴老这“良师”,还在于他是我“心交”的“好友”。几十年来,我常以他为榜样,学他做人干事。另一方面吴老也不以“老师”自居,心里把我当作“好友”坦诚相待。在校期间自不必说,参加工作以后,每次见面,他都十分关心地了解我这“好友”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询问同学们的近况。我到肇庆工作不久,他赴肇公务时,就专门抽空探望,见我宿舍又小又陋,就勉励我“身居陋室,也要积极干好工作”。后来,他陪北大王力教授夫妇游览鼎湖之余,又一次专门抽空到我家,“贺”我“搬了新家,更应安居乐业”,真令我热泪盈眶,内心感激不尽。
  十七日上午,吴老走了,我十分敬重的“良师”走了,心里十分悲痛。愿“良师”一路走好!
  注: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
                                                                                                           文/陈平原

        其实,关于导师吴宏聪先生,我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
  三篇文章相隔十年,涉及一个共同话题———吴宏聪与西南联大。最初谈及,全凭直觉;随着自己年龄及学养的增长,我确信无疑———联大的四年本科,加上四年助教,对于吴老师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年轻时曾亲炙民国年间众多一流师长,这一经历,使得其眼光、学识与胸襟,均不受日后周围环境所限。
  褒扬抗战期间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尤其是众多优秀毕业生,我们多关注其学术上的业绩———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或在人文社科方面成就卓著,这自然是对的。可我更看重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毕业生中,即便日后没能成为“大师”的,也都视野开阔且气宇轩昂。在我看来,这更接近“教育”的本质。之所以说吴宏聪老师无愧于这所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名校,与其说是因为学术成果,不如说是因为精神气质。比如思想开放、学术宽容、人格平等,以及尊重并善待学生等,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大学教授或院系领导极为重要的素质。
  名扬四海的大学者,固然让人心生敬畏;好的学术组织者,同样值得我们尊崇。虽然主编过不少教材及论文集,也出版了《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1998)、《吴宏聪自选集》(2007)等著作,但吴老师的主要贡献明显不在这里,而在其长期执掌中山大学中文系。从1957年至1984年,“文革”前是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商承祚先生基本上不管事),“文革”后是中文系主任,除了“文革”期间另有故事,吴老师与中大中文系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制度健全的欧美大学里,系主任轮流做,实在不算什么;可在教育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中国大学里,院系领导并不好当。先有政治运动的压力,后有经济大潮的冲击,再加上大干快上的跨越式发展,要掌好这个舵,还真不容易。从西南联大助教,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吴老师看来,都是服务。所谓“当系主任就是为全系师生服务”,在吴老师那里,得到很好的体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各种矛盾一点不比别的地方少,反而因大家都是聪明人,算计起来可能更精准。当院系领导的,得有眼光,有原则,有方向感,有公信力,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打心眼里尊重教授与学生。众多立场、利益、学养、趣味不一的教师与学生,在同一个屋檐下念书,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更何况在吴老师主政的那些年,不时有政治风云激荡。说实话,要在大学里“得民心”,且长期得到教师与学生的爱戴,实在不容易。
  前年冬天,我到康乐园拜访,吴老师问我,在北大中文系当主任“感觉如何”。我说,这才知道您当二十年系主任,运筹帷幄,进退自如,脸上还常常挂着灿烂的笑容,实在太难了。他一听就笑了———显然,对我这个评价,吴老师很得意。
  在我看来,吴老师的“秘密武器”不是学养,也不是机巧,而是性情———宽厚、和蔼、从容、淡定。这位民国年间培养出来的“既传统,又西化”的大学教授,平日里西装革履、发型特别讲究,言谈举止中充满自信,可待人接物,却又特别讲礼。所谓“礼”,不是繁文缛节,而是时时、事事、处处,多为别人着想。不必引经据典,实际生活中,你只要学会相互尊重,严于律己,人际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卑不亢,那就是“彬彬有礼”了。这么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周作人称为“生活之艺术”———“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对于辜鸿铭将“礼”译成Art,而不是Rite,周十分赞许,且认定当务之急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同时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如此既新又旧、既中又西的生活态度,说起来容易,实践则很难。
  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有其特殊性,没原则不行,只有原则也不行。在情与理之间,如何拿捏得当,不是很容易。这个时候,很是怀念吴老师,他的“讲礼”,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工作策略,更是一种处世哲学。
  2008年初春,我陪已做过九十大寿、精神依旧矍铄的吴老师散步,在图书馆旁杜鹃花前合影时,吴老师突然问起:这两年没见你寄新书,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我赶紧解释,书仍旧在出,只是不太理想,不值得老师费神。实际情况是,我每次寄书,他都认真阅读,然后去信或打电话谈感想。随着视力下降,吴老师只能拿放大镜看目录,再挑若干章节请人读给他听。知道这一情况后,我就不再寄送新书了。真没想到,这也让老师牵挂!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讲礼”的师长何尝不是如此。
  注: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因篇幅有限,文章有删节,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怀念太老师吴宏聪
                                                                                                            文/陈伟华

        几乎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太老师吴宏聪竟然离我们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持续浮现于眼前,相逢相见,似乎就在昨天。
  2000年,我考入中大师从吴定宇先生读研。照惯例,称呼师爷吴宏聪先生为太老师。
  因为缘份,我得以登堂入室感受他的言传身教。作为从教从学60年的一代名师,作为一位经历过战乱、动荡、和平解放并参与到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学者,他的治学经历应当总结。陈平原老师曾建议我们做一本先生口述西南联大的书,很可惜当年我忙于撰写博士论文,无力顾及。每念此,遗憾不已。
  我因硕博连读,在康乐园求学5年,曾多次与太老师一起吃饭。其中两次,让我终生难忘。一次是在他家里吃印尼海参。当时正值寒假,因为想多读点书,所以我选择了留守学校。太老师知道此事之后,特邀我去他家吃饭。此等殊遇,给我增添了极大的前进动力。博士毕业之际,太老师特请我去白天鹅宾馆喝早茶。当时餐桌靠窗,我们一边吃着美味早点,一边欣赏珠江美景,不是祖孙,胜似祖孙。那温馨的场面,成为我成长过程中最美的画面。
  毕业之后,我任教于湖南大学文学院,我们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有一次,他还特意寄了广州月饼给我,并写信勉励我努力工作,多出成绩,还嘱我多写信联系。今年我申请北大博士后获成功,打算过去康乐园向太老师报喜并面叙。孰料,竟惊闻他重病住院。7月赶到中山医重症监护室去探望,太老师已不能言语,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回想起来,不觉泪下。
  太老师严谨治学,善于育人。记得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吴定宇先生提着一个小箱子来到课室。我们以为是古文物,打开一看,却是厚厚的一叠叠文稿,上面写满评语。诧异间,吴老师揭开谜底。那是太老师为他批改了10遍的毕业论文,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太老师常遗憾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相当长的时间无法多提笔著述。退休之后,尽管听力、视力都下降得厉害,但他仍笔耕不缀。我们在吴定宇老师的带领下修撰《中山大学校史》时,曾邀请太老师撰写序言。太老师欣然答应。《序言》数易其稿,其中涉及到的人与事,他通常要拿着放大镜去查证纸质文献,才肯落笔。
  太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注:作者陈伟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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