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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蛰龙: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纪念蒲蛰龙院士诞辰100周年


稿件来源:中山大学校报 | 作者:古德祥 庞义 贾凤龙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2-06-08 | 阅读次数: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胸怀要豁达,意志要坚定,要扩大视野,重贤器才。”———蒲蛰龙


蒲蛰龙院士生平:
  广西钦州人(1912.6-1997.12),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同年考进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学部,师从著名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1937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获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1949年10月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10月,放弃美国优越舒适的条件,携夫人回国工作,将自己的才华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建设事业。先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大学生物系、昆虫学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历任广东省农业实验场场长,华南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教授、副校长、顾问,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所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国际有害动植物生物防治组织东南亚分部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中国昆虫学会荣誉理事,第二、三届广东省科学技术学会主席,第四届广东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主席。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
  蒲蛰龙教授学识渊博,硕果累累。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昆虫学的各个方面,他在害虫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50年代末,他研究和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取得巨大成功,在生产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为我国生物防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他领导的学术队伍紧密结合我国实际,紧跟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在害虫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他亲手创立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和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6部。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并于198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由于成就卓著,他被誉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蒲蛰龙教授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级专业人才。他是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如今,许多弟子已成为教育、科技战线上的著名专家、教授。

 

  生物防治领域的一座丰碑

  文/原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原昆虫学研究所副所长 古德祥

  在恩师蒲蛰龙院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追随老师几十年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
  老师毕生从事昆虫学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他不仅是一位昆虫分类学专家,在水生昆虫牙甲科发现新种30多个,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生物防治专家。
  上世纪50年代初,老师兼任广东省农业试验(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前身)场长时期,在甘蔗害虫猖獗,农药缺乏的情况下,开展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研究,以蓖麻蚕卵大批量繁殖赤眼蜂,防治几种甘蔗螟虫,效果显著。1958年在广东省顺德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赤眼蜂站,接着,在广西、福建、湖南、四川等蔗区推广应用。大卵(蓖麻蚕卵)繁蜂经验的延伸,北方则应用柞蚕卵繁殖赤眼蜂,大面积防治玉米螟,还应用于防治松毛虫、棉铃虫、甜菜夜蛾等害虫。
  老师在兼任中南昆虫研究所所长期间,组织和指导该所研究人员开展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的研究,并在从化等广州市郊区推广应用。他也亲自在东莞县五七干校,与中山大学师生一起,繁殖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的效果显著,全县的荔枝喜获大丰收。老师还从苏联引进澳洲瓢虫和孟氏隐唇瓢虫,室内饲养成功后,散放到广州市郊区、广东电白一带,从此木麻黄防风林不再受吹绵蚧的危害,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老师总结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生物防治———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他带领年青教师杨沛等人在广州市郊萝岗、四会市黄田等地考察,并在黄田开展治虫试验,架蚁桥、树头设盛水防逸圈,以提高黄猄蚁治虫效能,对我国公元304年前的“以虫治虫”方法,加以总结和改良,使这一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为世人瞩目。
  20世纪80年代,新侵入广东省的松林大害虫———松突圆蚧,发生面积逐年扩大,枯死的松林超过一万公顷,故有“森林大火”之称。身为广东省防治松突圆蚧技术顾问组副组长的老师,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引进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策略。后引进花角蚜小蜂,控制了松突圆蚧的危害。
  老师在“以菌治虫”的研究领域也卓有成效。早在20世纪40年代,老师就开始关注微生物治虫。1941年,他在《中山学报》上发表了细菌防治白粉蝶幼虫的论文。上世纪70年代,蒲教授发现了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并在斗门县林间做了防治松毛虫的试验。对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lNPV)进行研究、中试生产、该病毒杀虫剂的生产及应用。
  在昆虫病理学和昆虫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方面,老师亲力亲为,并指导年青教师开展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突出成果。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省部级奖3项。蒲教授在生物防治领域取得的成果,获得了世界公认,被美国某杂志誉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
  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长期大面积滥用农药,杀伤了天敌,害虫失去了天敌的控制,另一方面害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农药用量越用越多,越用越毒,导致害虫越治越多,越多越治的恶性循环。当时四会县大沙公社的领导专程来中山大学拜访老师,寻求治虫良策。老师建议采取以生物防治为主要手段的害虫综合防治方法,并亲自挂帅,在大沙建立了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示范点。
  从1973年起,老师带领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的师生前往大沙安营扎寨,他亲力亲为,4年间先后去大沙34次,开展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的系统研究。到1975年,大沙水稻害虫防治试验、示范面积已达6万亩,成为当时国内面积最大的水稻害虫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示范点。兄弟省同行及美、英生物防治代表团先后前来大沙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沙水稻害虫防治第一年结束时,蒲教授写了一篇《提倡以发挥天敌效能为主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发表在《广东农业科学》上,为大沙第二阶段水稻害虫生物防治指明了方向。1977年以后,稻田中青蛙、蜘蛛等天敌多起来了,天敌群落占了优势地位时,可以免除养鸭除虫、不散放赤眼蜂等生防措施,以自然界天敌控制稻飞虱等的发生。经过肇庆地区及四会县连续几年的生产评比,大沙水稻害虫综合防治的稻田,害虫很少,禾苗长势特别好,喜获丰收。
  实施综合防治历时28年,成效显著。解决了水稻生产中的主要病虫害问题,保全了稻谷丰产。化学农药用量下降50%~72%,节省了农药开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改变了以治虫为中心的农事操作,节省了施药用工,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天敌种类和数量增加,农药残留逐年下降,农田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该研究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同时被国家科委列为“八五”重点推广计划。
  在蒲蛰龙的带动影响下,在解决生产问题的同时,中山大学水稻害虫研究组还进行了害虫种群动态、稻纵卷叶螟、三化螟生命表、天敌与害虫的种间关系、害虫预测与管理模型、综防专家系统、稻田节肢动物群落重建与种库关系等基础研究,已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2部。《农作物害虫管理数学模型与应用》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3年)。

  在学科建设方面,老师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领导建立中南昆虫研究所。1962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部属的中山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老师任研究室主任。1978年7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下设昆虫分类研究室、昆虫生态研究室、昆虫病理与病原微生物研究室、昆虫生理研究室,附设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在老师的领导下,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学科不断发展,其后昆虫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获批国家第一批博士点。先后获得两批世界银行贷款100多万美元,增添了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在昆虫病原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病原微生物杀虫剂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同时,中山大学的昆虫学学科也是博士后流动站、国内访问学者接受单位。1995年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教委批准,“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挂牌,对外开放。


  知遇恩师,献身生物防治

  文/原昆虫学研究所所长 庞义

  有人说过,当我们老的时候,回头望一望我们走过的路,会发觉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只手把你推向你最终要去的地方和要做的事情。没错,推动我的这只手,就是我的恩师蒲蛰龙院士。人生有许多机遇,知遇恩师蒲蛰龙院士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
  蒲教授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既满腹经纶,又风度翩翩,无论走到哪里,都特别受人尊敬与爱戴。1968年我就像个小学生(作者1965年考入中大就读动物学专业),又像个小兵,跟着蒲教授上山下乡,到各地农田、林场、果园、菜地等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调研,深入了解害虫发生与防治情况。身上背个背囊,挂个行军壶,饿了就随便吃个便饭、啃几块饼干,衣服破了就自己补,半年时间我们踏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山山水水。
  上世纪60年代末,滥用化学农药现象非常严重,高毒的有机磷、有机氯农药如“1605”、“1059”等,农民称之为“一扫光”,不管害虫益虫,不分“敌我友”,通杀!其结果是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还常引起人畜中毒,同时引发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农药越用越多,虫害却年年大爆发。果园里成群的蜜蜂死了,松林象遭火烧过一般;稻田里或者白穗遍布,或者被吃“通顶”,青蛙几乎绝迹,小鱼小虾罕见,夕阳衬托着瘦牛斜影……,此情此景,令人触目惊心。蒲教授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滥用高毒农药造成的恶果。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开创害虫防治领域的新天地,1969年,我们决定在东莞县举办生物防治培训班,同时开展大规模繁殖和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试验。这是“文革”以来中山大学首次招收农民学员举办专业培训班。在蒲教授的带领下,我和其他几位师生全力以赴,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最后我们的“育蜂治虫”取得了巨大成功。不用任何农药,荔枝获得大丰收,果农对此十分高兴,由衷地感谢中大师生,尤其感谢蒲蛰龙这位科研为生产服务的著名昆虫学家。这一段经历,使我看到了“以虫治虫”的威力,更亲身感受到蒲教授为科学、为生产攻坚克难的献身精神,蒲教授的言传身教,开启了我对生物防治的极大兴趣。从此,我和生物防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成为蒲教授的助手,开展以菌治虫的研究。后来又有幸成为蒲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在职),在导师指导下研究利用昆虫病毒、细菌、真菌等防治农、林、卫生害虫,从分子到应用,不断拓展害虫生物防治领域。1988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随即出国深造。1990年夏,蒲教授委托林浩然教授夫妇从加拿大专程转赴美国加州看望我,恩师的情谊深深感动了海外游子。1991年11月,我偕同夫人回国,回到中山大学蒲教授身边,与众多师生一道,坚持在蒲教授开辟的害虫生物防治领域努力耕耘,不断创新,为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做出了应有贡献,使生物防治成为中山大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一面旗帜。
  1997年12月31日,是昆虫学界最悲痛的日子,这一天,蒲蛰龙教授,这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驾鹤西去了。恩师临走前的一天,把我和几位同事叫到病榻前,嘱咐我们要稳定队伍,继续做好学科建设和生物防治工作。
  恩师走了,但他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蒲蛰龙院士与中山大学昆虫分类学

  文/生命科学学院贾凤龙第一次听到蒲蛰龙院士的名字是在1984年7月,那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初步了解了中山大学,也第一次听闻了中山大学生物系四大名师(蒲蛰龙、江静波、张宏达、廖翔华四位教授)。
  进入大学后,经常见到一位身材不高、精神矍铄、貌不惊人的老人出入生物系大楼,但并不知他是谁。直到大三在本科论文导师梁铬球教授的介绍下才真正认识了蒲老———曾在生物系大楼多次见到的朴素老人。从此,我的事业也紧密地与蒲老联系在了一起。
  在我作为梁铬球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期间,多次得到了蒲老的指导,使我对昆虫分类学的重要性和昆虫进化方面的了解日益深入。因当时从事昆虫分类的人员日益减少,硕士毕业时,蒲老已经考虑让我留在中大继续从事昆虫分类的工作了。在备考蒲老博士生期间,我曾向他咨询过一些昆虫学问题,蒲老很少直接回答,而是推荐或直接给一些书或资料,要求自己看后理解总结。这对后来工作中遇到问题进行处理十分有益。当昆虫学试卷发到手上时,只有两道题:请对Kristensen的昆虫进化系统的优劣进行阐述;请评述世界动物地理区划理论的合理及不合理之处。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多亏蒲老给的文献我都详读了。
  攻读博士期间,我在蒲老的指导下进行牙甲的分类。蒲老不经常来实验室,如果来了,总是问一下研究进展如何,有没有什么问题。每两周就该到蒲老家,一方面看望蒲老,另一方面向他汇报研究进展。当时关于牙甲分类的资料很缺乏,大多是蒲老早年用打字机打印的资料,各种文字的文献都有,阅读十分困难。蒲老一方面向我推荐世界上从事牙甲分类的学者,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述。另一方面,将他收藏的意大利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词典借给我用。只要他有的资料,绝不吝惜,因此,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虽然蒲老因为年纪大,已经多年不进行昆虫分类的研究,但对世界水生甲虫的分类进展却十分熟悉。博二时,每周抽一个下午陪蒲老在校园散步,谈论的几乎都是昆虫学发展的问题。既有世界昆虫分类学今后的发展问题,也有中山大学如何发展昆虫分类学,以及今后个人研究的问题。但蒲老从不将自己观点强加于人,而是更多地聆听别人的想法,然后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参考。从我开始从事水生甲虫分类工作开始,蒲老一直忧虑中国水生甲虫分类能否继续下去。而蒲老在昆虫分类学方面的最大愿望是完成“中国动物志·牙甲科”和“中国动物志·龙虱科”。遗憾的是,蒲老没有能够看到这项工作的完成。
  水生甲虫分类是蒲老最早在中国做的开创性工作。怀着绝不辜负老先生的嘱托的心情,我走上了水生甲虫分类之路。虽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至今不悔。“中国动物志·牙甲科”和“中国动物志·龙虱科”必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世。


  作风民主,顾全大局,德高望重

  文/古德祥

  老师(即蒲蛰龙教授)作风民主,遇重要事情都会与党支部、各研究院室主任商议。如水稻害虫综合防治选点,商议后亲自与年青教师去四会县大沙调查和选点。每次昆虫所教工提升职称,根据名额、条件、先后排序,都与支部、各研究院室主任充分讨论。职称提升条件还欠缺一些的,过一两年再申请。
  听到昆虫学研究所教职工生病住院了,老师和利老师(蒲教授夫人)都亲自去医院看望;家中有困难的,也得到他们的关照。老师同样很关心生物系的教工,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概1977年夏天,有个去英国学习的名额,关于派谁去他专程到大沙,征求我们的意见,他的民主作风,可见一斑。对出国学习的人员,他经常亲笔写信,给予指导和鼓励。所以,老师有一股很强的凝聚力,年青教职工都愿意在蒲老手下做事,出国学习的教师,大多数愿意回昆虫学研究所工作。
  当年建昆虫学研究所大楼一事,经学校上报教育部,是已获准的项目。但在老师当副校长期间,根据学校学科发展需要,老师顾全大局,让地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先建大楼,昆虫学研究所大楼排第三,最终该大楼没有建成。
  任副校长期间,他主管研究生、外事等工作,事无大小,他都尽力尽职去完成。如研究生打电话,说厕所、走廊灯不亮了。这些小事,他不推责,认真把它记下来,第二天找相关部门解决。
  在与外单位的合作上,老师经常与北大、南开、复旦、武大、中科院动物学研究所、武汉病毒所等同行一起讨论,组织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有时,成果鉴定中,单位之间出现矛盾,老师均以公正立场,协调解决。他因此获得了同行的尊重。
  老师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家中修理小事,如换保险丝、换灯泡都自己干。别人为他做点小事,都表示感谢。他工作很忙,但他人来信请教、要求写出国推荐信、许多评审材料等,他都亲力亲为,有求必应。他为人处事的高尚品格,使我受益匪浅。
  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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