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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我是个教书匠”

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珺教授


稿件来源:校报2010-07-28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0-08-04 | 阅读次数:


        人物介绍:王珺,男,1958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
  1982年获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中山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6月获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1999年-2008年1月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岭南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山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广州市政府咨询顾问、广东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省委党校兼职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理论、企业理论、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至今已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至少80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著12部。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18个项目。
  
        见到王珺教授时他正和两位博士生杨本建、郭惠武用便餐。刚过知天命之年的他身上还是散发出一股年轻人的活力和干劲。“无论什么时候向他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他都是精神抖擞,全力以赴。”饭桌上他们的话题也没离开研究题目,“他人很随和,和他讨论问题无拘无束”,他的博士生如是说。
  
        热爱逻辑的少年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当时的王珺毫不犹豫就跳上了这辆通向未来的列车。高考成绩喜人,政治八十多分,数学六十多分——要知道,在那个教育长期停滞的时代,这样的数学成绩在当时算高分了。就这样,这个学数学的好苗子被安排到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就这样,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其独有的运转方式深刻影响了这个少年的命运。
  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和见闻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及未来的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还没上大学,王珺教授就自己“品味,咂摸”了《形式逻辑学》。这门缘起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从思维的形式结构方面研究思维规律,主张用一系列规则、方法帮助人们正确地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沉迷于书中天地的王珺开始用“大前提,小前提”那一套来分析社会问题,并自己写文章练笔杆子。可以说,从那时起,知识的严谨性就烙在了他的心上。
  在南开读本科时,王珺教授也很注重对方法和思维的训练。当时他学了两年的《资本论》,第一年学的主要是理论,第二年学的主要是分析方法。马克思对三本书,对整个体系的建构都对他日后的研究有很大影响。除此以外,王珺教授还喜欢泡在哲学系的课上听辩证逻辑,“当时没明白多少(辩证逻辑),但还是坚持去,努力地思考和吸收,现在想来还是颇有收益。”王珺教授说。
  对分析方法的追求并没有随求学岁月的结束而结束,在88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当访问学者时,王珺教授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研读国外经济学者的论文,“那些论文大部分都是使用非常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的,我也试着用这种分析方法来训练自己,在听课的时候也多加琢磨”。彼时他用新学来的分析方法写了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文章。
  尽管当初被分配到经济系是命运的无心插柳,但很快,他对逻辑分析的喜好和经济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总结道:“怎么思考经济问题呢?主要是参考大家,体会每一种理论的独特魅力,尤其是思考大家的观点是怎么推理出来的,搞清大家思想观点间的联系。经济学的方法不是统一的,学者就更要有独特的视角。经济学重要的是方法的训练,二是知识结构,包括理论、历史、还有统计学,数学等工具。”

        学者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在南开的岁月,那重视形而上问题的氛围锻炼了王教授的思维;而读硕攻博时期,中山大学比较重视实用性,王珺教授进行了许多实地调研(如深圳特区工资水平问题,技术的进步对劳动价值的影响),培养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和理论应用能力。88-89年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训练了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
  而94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感受到大家云集的磅礴气象——“那里每位学者写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每位学者对数据和实例的加工,考察都有自己的方式。我在那里深切体会到‘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贡献’的含义。”王珺教授感言。
  05年,王珺教授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治学氛围——“MIT的学者视野放眼全球,几乎没有民族概念,视野宽广。”这点王珺教授很认同,他认为,全球整个地理空间,历史横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在我们视野内,都应该是我们注视的对象。
  “去了MIT后对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者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尤其是独立的批判精神,这也是我的追求。”王珺教授感言道。他觉得,好的学校都应该给教授一个宽松的氛围,要允许偏见的存在。中大给了教师一个很宽松的环境,而自己在编教材时谈自己的方法,观点,自己去评述,也建立了自己的观点。
  
        “我是个教书匠”
    
        在学生看来,王珺教授的课内容丰富且很成体系。王教授讲授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组织经济学》、《集群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等课程,除了《政治经济学》以外,其余的课程都是自编教学大纲和讲义,有的课程,比如《转轨经济学》、《集群经济学》等更是结合了自己的积累性研究。“写讲义,编大纲也是对自己的训练,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把最先进的东西编进讲义里,才能给学生最前沿的东西”,他说道。
  在学生看来,王教授做学问要求很严谨,论文要求改几遍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还会打电话来询问学生并讨论论文的观点。“我对你这个观点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是王教授经常和学生说的话,由此可见他对学生思想的尊重,更是他对学术严谨要求的表现。
  王珺教授对如何用理论指导实践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学生说——“王老师带我们去调研的很多时候,很多事实或问题没引起我们的注意,王老师却能一把抓住并探个究竟。”
  此外,王珺教授长期担任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政策咨询专家,多次接受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委托进行相关应用性课题的研究。为了培养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他做调研时经常带着学生。
  微观层次上是看企业实际的运作方式,看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和对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而宏观层次上则包括到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经济职能部门考察其对经济的规划,观察企业和政府的互动。调研过程中,王珺教授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令学生获益不少。

        希望同学们和大师一同成长

        由于王珺教授很注重逻辑和方法,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他也很注重对他们思维方式的培养。在和博士生们每周三晚雷打不动的讨论会上,同学们会介绍和展示自己阅读的文献,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王珺教授也就自己最近的一些灵感或新的想法与同学们进行交流。
  他也常常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等来介绍他们的研究、感悟和经验。他的博士生说道:“在不断地讨论和交流过程中,我们的思维和研究能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也总是能碰撞出许多的思想火花。”
  王珺教授强调学生要博采众长,尤其要了解当代大学者的著作。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学说固然要关注,但美国克拉克奖获奖者的理论更值得关注!因为一个理论提出后要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得到广泛认可,从而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垂青。而克拉克奖是专门为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设立的奖项,是青年版的诺贝尔奖,也是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他们(克拉克奖得主)有许多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国际最前沿的学者”,王教授说,“我希望我的学生关注、记住、思考甚至独立批判他们的观点,和这些大家一起成长!”
  比如,王珺教授让自己的学生关注2005年荣获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Daron.Acemoglu)。由于阿西莫格鲁在制度与经济增长方面提出了有重要讨论价值的创见,关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王教授觉得这些观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很有意义。中国在实现经济转轨上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也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分量,王教授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经济转轨上有更深入的研究。
  学科建设方面他认为,学校的厚度在于知识的沉淀,好的学校的学说史方面都很强,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任何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对前人思想的学习和传播不仅仅是一种积累,能否透彻的把握好前人的思想也决定了你做研究所站的高度和你能走多远。岭南学院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又比较注重应用性,所以在学说史的研究和积累方面略显不足,但这块短板应该会很快弥补上来的。
  王珺教授乐观地说道,“当今经济学的重镇在美国,中国的经济学传统缺乏细致严密的实证逻辑,但近些年也取得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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