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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吾:吾丹心妙手 培渡世精医

记“心血管外科医师终身成就奖”得主附属一院心外科孙培吾教授


稿件来源:校报2010-10-18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0-10-26 | 阅读次数:


       “我热爱心脏外科,更热爱心脏,自生命体形成瞬间,她就自强不息地跳动。在人生旅途中,风风雨雨,即使饱经沧桑,甚至停止跳动,一旦复苏复跳,她又会继续奋斗,迎接新的挑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人物简介:孙培吾 男,1931年11月23日生,浙江上虞人。1962-1986年在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任胸外科教授、科主任。现任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心外科特聘专家、教授(博导);国际心血管外科学会(亚洲)会员。
  曾任全国心血管外科学委员、中南心外科协会副主委、广东省心胸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卫生部重点科研基金评审委员。
  先后任中华、中国胸心血管外科(现)杂志,创伤外科杂志,新医学,心脏血管疾病杂志,中华外科杂志(现)等编委。

     有这么样一位老教授,年近杖朝之年(80高龄)却依然退而不休,坚持出门诊、做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有这么样一位老医生,在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异乡羊城却有着最多的“家人”朋友;有这么样一位老爷爷,他就像是你最亲近的人,没有任何架子,一直耐心地,还不时对你慈祥微笑,和你慢慢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就是附属一院心外科孙培吾教授。
  今年初夏,在湖南召开的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杰出贡献和终生成就奖颁奖大会上,荣获“心血管外科医师终身成就奖”(金刀奖)的孙培吾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热爱心脏外科,更热爱心脏,自生命体形成瞬间,她就自强不息地跳动。在人生旅途中,风风雨雨,即使饱经沧桑,甚至停止跳动,一旦复苏复跳,她又会继续奋斗,迎接新的挑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这是一段饱含深情同时又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仿佛是孙教授用他毕生的心血去谱写的一曲对心脏对生命的礼赞;又仿佛是孙教授这一辈子与心脏外科打交道的人生写照。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问及孙教授当初为什么选择心胸外科时,答案着实让我们吃一惊。他本想从事实验室或心理学科的工作,但他毕业那一年刚好赶上外科缺人,就这样颇不情愿地走上了胸外科这一领域。
  我们不禁好奇,他当初是如何克服对外科的抵制,爱上外科并终生致力于其中的呢?提起这个,孙教授不无感慨地说这都归功于两位老师的关爱,至今他都记得官维正和谢陶瀛教授。
     官维正是孙教授的启蒙老师,因为传统的医学教育对医学生的培养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凡医学生毕业后,起初五年住院医师阶段内必须专心致志工作,不许谈恋爱。时值解放,官老师的未婚妻已移居加拿大,和所爱之人远隔重洋,官老师遂更专心于胸外科工作,潜心钻研胸外科结核病手术,也许正是这样的专注和执着潜移默化地感染了孙教授。
  “那时候跟老师在一起久了,看着他那股劲儿,好像慢慢地自己也对这行感兴趣了。”官老师待学生很好,空闲的时候还带学生们一起逛街,吃饭,聊天。可以说是官老师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孙教授如父兄般的关爱让他慢慢地爱上了外科,并由此奠定了他一生从事心外科的基础。
  谢陶瀛教授是湘雅医院的胸外科著名专家,对年青的孙培吾颇为青睐,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学习机会,特地为他办了一张医学院的教工借书证,这张借书证可谓是孙教授通往医学殿堂的钥匙。
  他回忆说,当时他被分配到湖南省康复医院———在衡山南岳大庙,有了这张借书证,每个月他都会从南岳坐汽车经衡山转火车到长沙,在医学院图书馆坐上两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心胸外科方面的期刊文献。
  每次返程还借五本书(按医学院规定,一次最多只能借五本)带回去继续阅读,说起那段日子老人的脸上充满了怀念的幸福。正是书籍给了他学习的最佳机会,他喜欢钻研那些最新期刊上的各种高难度手术,边阅读边思考。
  在每尝试做一个新手术之前,孙教授总是要查阅图书馆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直到对整个手术没有任何疑问,并一直坚持做笔记,他笑着说这样才会印象深刻。
  说到这个,孙教授起身去书柜里取出一包东西,像宝贝似的捧在手里,他小心的解开袋子,拿出一沓整整齐齐的已经泛黄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当年的读书笔记,这些卡片都是他做阶段性文献综述的依据。
  那些细密的笔迹仿佛勾画出几十年前一个目光坚定的青年埋头苦学的情景,记者顿时愕然了,孙教授这种顽强执着的学习精神的确让后辈,特别是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低头汗颜。
  采访中,无意间看到就连孙教授的手机屏幕也是心脏图片,环顾他电脑桌前和墙上的书柜,也都是摆了心脏的相关书籍和图谱,不禁感慨,是怎样的热爱和兴趣才使得眼前这位老教授专注如斯啊。

       “路总是要有人走的,要知难而进,任凭风吹雨打,亦只能坦然处之,因为我想的是病人。”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是一个无人敢轻易涉足的医学禁区,一例复杂先心病可以包含7-11种不同的心脏畸形,它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它极高的死亡率:60%至90%———一个足以让一般心外科医生望而生畏的数字。而当1981年Prof.A.E.Baue把孙教授引进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心外科,Prof.H.Laks带领他步入婴幼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时,孙教授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这个领域,积极研究并不断创新手术治疗方案。
  自彼时起,就注定了他将要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独自承受世人的冷嘲热讽与内心的孤独苦闷。在一个病人手术后不幸死亡时,医院内部分医生指责他说“这样的手术再做下去,病人再死下去,早晚会把心胸外科、甚至把医院的名声都搞臭。”
  然而面对一个个病人与家属们期盼的眼神与深切的请求,孙教授下定决心“只要病人需要,只要病人家属理解,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尽力去做,搏一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弃。”
  对于如何正确看待“死亡率”,孙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纵然是90%的死亡率,那仍意味着尚有10%的存活率。但如果所有的医生都不愿意做复杂先心病手术,那就等于是给病人判了死刑,那是100%的死亡率啊!路总是要有人走的,麻烦的事一定是要有人去做的,大家都不做,那病人何以生存?科学如何进步?”
  在孙教授的仁心妙手之下,中山医首例新生儿PA,全部体静脉异位引流入左心房,SDL-TGA,F4+CACV,心外全腔肺动脉吻合等罕见手术,均达到成功,病人最终顺利出院。
  1995年11月,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孙教授为一个来自香港的左心室发育不全综合症新生儿成功地实施新生儿心脏移植手术(术后短期存活),填补了亚洲的空白。通过多年对复杂先心病的治疗,总结了81例心脏位置与病变的相关性,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报告,为中山医赢得荣誉。
  孙教授对心胸外科的执着投入,可以说是深深融化在血液中了。大部分与他相处的年轻学生,都在他的动员与感染下选择了心外科(万峰、童健、章海波等),甚至一些他做过手术的孩子都纯真地许愿说“以后要像孙爷爷一样做个好医生”。
  为把自主创新的手术治疗方案推向国际心胸外科界,孙教授经常赴新加坡、芬兰、瑞典及美国心外科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交流。在相互切磋交流的过程中,孙教授亦与很多国际知名专家一见如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与芬兰Prof.Matti取得的长期合作关系,让多名年轻医生取得了连续的培训机会(徐颖琦、王治平、吴钟凯、巫国勇、顾勇等)。这些年轻医生学成归来,便成为了中国心胸外科界的砥柱中流,与他的老师孙教授一起,奋战在神圣的医学第一线。

        “医生要把自己当成是病人来考虑问题”

  “我们做医生的,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是病人,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病人和病人家属对于医生的期望和要求。”这是孙教授反复对我们说的一句话。
  说起和病人之间的感情,他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他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心软的人吧,看到那些穷的治不起病的病人他总是忍不住想要为他们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处处为病人着想。哪怕是手术台上缝合用的手术线,孙教授也尽量减少浪费,为病人节省开支。
  他时常关心着病人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并且还总是每年定期和他们联系。采访中,恰好碰见了一位前来拜访的医好的病人,一问才知原来他已经是十几年前的病人了,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回忆起做过手术的孩子们,他说:“那些孩子我真的就像是对着自己的孩子一般。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感情牵动着我,这种期盼推动着我努力地去做好每一台手术。”
  也有孩子不幸死去,他总是静静地守在床前,为他们擦洗身体,“化妆”,替他们穿戴好衣服,直到他们被送走。“我心里很舍不得很难过,只是希望他们走的时候也能够走的好看点”,老人说。
  采访末,孙老还亲切地拿出一家的合影给我们看,原来孙教授的妻子也是小儿外科教授,女儿更是远赴大洋彼岸,在父亲的影响下选择做一名小儿血液科医生。回想起孙教授家满书柜的医学书籍和图谱,不禁感慨这位老人的确是把对医学、对病人的爱深深地融进了血液里。正如墙上那幅学生赠与的对联———吾丹心妙手,培渡世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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