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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活在理想世界中

记中山大学第二届卓越服务奖获得者、2010年卓越人才资助计划资助人选哲学系冯达文教授


稿件来源:校报2010-12-24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0-12-31 | 阅读次数:


         人物简介:冯达文,广东罗定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曾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两所首任所长,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禅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宣部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冯达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与宗教的教学与研究,撰写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典哲学略述》(2008年)、《理性与觉性-佛学与儒学研究论丛》(2008年)、《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2001年)、《早期中国哲学略论》(1997年)、《宋明新儒学略论》(1998年)、《回归自然:道家的主调与变奏》(1991年)等。主编教育部下达统编教材《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信仰·运思·悟道》等著作多种。

  哲学系复系五十载,岭表哲思满园芳的喜庆之际,笔者有幸采访到了第二届卓越服务奖获得者、哲学界老一辈学者冯达文教授。
  “以平常心做人,以真常心求学”是冯先生一贯奉承的生命旨趣,他身上那种儒雅、睿智与平和、淡然大概也正是在哲思、在年岁的洗礼中修炼而成的。在哲学系的古琴练习处,我们开始了这次韵远悠深的访谈。

  回首纯真岁月

        身为长者,冯先生笑着感慨道:“人生诚如‘白驹之过隙’,许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从教45年’,还且预贺七十大寿了。”
  先生是罗定人,出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年幼时父亲早逝,全由母亲拉扯长大。虽然家乡似乎并没有直接为日寇所蹂躏,但是直至中年还经常梦到被带着逃往深山迷路的险恶。
  尽管生活艰苦,年少时先生仍由姐姐带着上了蒙学,仅读了1年,便恰遇时代变迁,转入了公设学校,一直念到高中。彼时的先生还未感受到大社会的风风雨雨,怀着纯真、质朴的心,只想着要努力地去学习,尽快地去成长,将来尽可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贡献。
  回忆起中学生活,不免有艰辛的一面:初中时要从家里挑着米菜走四十里地到城里自己做饭吃;高中二、三年级供应的粮食一个月二十二斤,一天只好吃两顿。然而,先生认为中学的生活却又是最活泼、最无邪、最富于幻想与最具可塑性的:白天经常组织到大街上作种种文艺宣传活动,晚上则到附近乡村教人读书识字;大跃进时热火朝天地投入土法炼钢运动,尽管还是把钢铁炼成渣滓;又曾尝试去做如何从厕所里收集沼气以作燃料的实验,以及到山村里学习造纸技术以图为学校寻找半工半读的道路;……
    对此,老人仍心怀感激,将之看作中学时的遗赠,并在往后的岁月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心里总还是怀有一分激情,抱有一线希望!

        哲学——一辈子的选择

        1960年,先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也是这一年,中苏关系交恶。两个原本并不相干的事物,却有了戏剧性的交结点——先生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留苏预备生”落空了。去不成苏联以后,省高教局让他在本省选一个学校与专业。从此,中山大学哲学系成了先生终身的选择,自始再也无法分离。
  先生与哲学的结缘,其中还有个序曲。在罗定中学就读高二时,那里的图书馆理员特意介绍他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好奇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具体学科都只关涉具体领域,哲学作为世界观捕捉着自然与社会的总规则。这诚然诱发着一个既有志于社会科学,又不愿放弃数理化的青年学子的喜好。
  在理想、梦想的照耀下,先生在大学期间努力付出,培养了令其日后颇为受用的发现问题的能力与从事理论写作的能力。“当时读书,常常关注一个问题的论点、论据和对别人的回应方式,从中得到很大的训练。”通过理论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理论的比较,以及理论评价差异的比较,来发现问题,才可以有突破性的研究。但这只是作学问的起点,“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不会有创造。但不能有很好的回应,依旧没用。只有经过自己处理,才是成功的。”先生深深感受到,研究与写作能力的培养,是通过反复阅读具有典范意义的论作而实现的,严格完整的逻辑思考习惯不仅对学习怎样讨论问题有好处,也奠定了日后严谨的写作方式。现在的青年学子过分受网络语言的影响而无法句读,先生不无慨叹。
  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激情,先生在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留下教书:“‘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首当时的流行歌所表达的就是我当时的真实信念。”
  后来,先生还是被留校了。不想,文化大革命随之而来,漫长的岁月里,学术研究基本陷于荒废。等到真正涉及中国哲学领域,先生已是三十有六岁了。“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年毕业的。11年没做学问,文献掌握方面有亏欠,但我们那代人的境遇、起步差不多,也不觉得有很大的后果。只是由于我们原先学的是俄文,中苏关系破裂后,不能参照俄国的研究成果,苏联传来的那套理论框架也逐渐行不通,还是相当的遗憾。不像现在30、40岁的年轻学者,能用英文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忆往昔,先生更多的是一种淡然。

  “愿得天下英才而教养之”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先生说,自从被选择留校任教,就再没想过要改变职业。也许是成长的50、60年代那种理想、激情、单纯的氛围深深影响了他,之后文革时经济生活困难,70、80年代工资待遇低还要养家糊口,92年那会儿大学教师收入与外界拉开一大截,部分老师纷纷转行下海,等等,面对这些外部影响,先生都没有很大的困扰与忧虑,依旧将认真教学、研究作为自己基本的人生追求。
  当年先生求学时,前辈老师们做学问时认真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环境必以意识形态为指引对哲学、哲学史、哲学经典作判释,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了,但他们传道授业的风采却依旧在我们心中留驻。”先生至今还记得杨荣国教授、李锦全教授随口征引历史文献显示的训习,刘嵘教授概括问题显露的才气,罗克汀教授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的身影,丁宝兰教授在外观形象上表现的儒雅,陈王森教授在剖析孔子思想时表现的细密……
        冯老以前辈们为榜样勉励自己,以“教好学生”为基本目标,按学科的基本要求,根据本硕博的不同水平来设计教学内容,但绝不会迎合学生。“现在美国,特别是香港,是看学生打分的满意程度来评判老师。注意学生对老师上课的反应,这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博取学生与家长的打分而去牺牲学科的基本要求,这对学生没有好处,我不会选择。”先生坚定地说。
  他还认为这个世纪以西方式的价值中立作为学术追求并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他是按中国哲学的基本要求来培育学生的,这就是既要求学生在文献知识方面得到基本的训练,在理论研究能力方面得到提高,同时又要凸显出该学科提供的人文教养,要使学生有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不只是以生命去求取知识,更是要以知识去成就生命。

  以世间情关照天下事

        先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三十余载,究竟是如何看待儒佛道三家的呢?笔者颇为好奇地请教了先生。先生的回答开放而具有普世价值:“三家的理路、学术风格、人生导向和人生价值颇有差别,但不管选择哪一家作为自己的信念,都要注意对浅近的工具性、功利性追求的超越,要有人生的终极关怀。”
  在他看来,儒家注重的是入世担当与献身精神,对青年学子的选择或许来得更重要。但人生毕竟会有各种不同境遇,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与困扰,这时就需要道家来放松自己,让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放松与心灵上的自由。他认为儒道两家并不矛盾,古代士大夫就将入世的社会关怀和出世的精神自由结合得很好。
  而作为中大比较宗教研究所的开创人,先生对宗教也有相当的研究,他欣赏佛教对现世功利的舍弃与批判精神,从而为成就人的道德、人的大爱提供价值。他援引了王阳明的说法:“在形而上的层面,儒释道三者是一致的,都注重超越今生现世功利的追求,来实现心灵境界上的提升。”
  至于个人,先生笑言性情近于道家,喜欢清静与闲适,没有一定要得到什么,也没有一定要成为什么,只是想放开自己,让心灵上的自由、活泼更多一些。而在大半辈子的研究中,先生始终将落脚点定位在哲学的情感论上。
  先生认为有别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古中东、古印度的宗教信仰传统,孔孟原创儒学是立足于世间情感建立起救心救世的价值体系,来提取价值信念与生命智慧的,是一种甚为不同的独特的思想传统。或者也可以说,它既兼容了理性主义,也兼容了宗教信仰。它是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一个思想体系。
  由孔孟儒学主导凝练而成的国民性,亦显示为在理性与信仰上保持平衡、张力的一种特性。中国人注意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的文化精神,和由这种文化精神塑造的中国人的温情、平和、包容的心理性格,更合乎现代社会的需求,对未来也更有意义。
  先生紧扣着“世间情”来评价孔孟儒学,有十分深刻的哲学意蕴。依先生的观点,人从天地宇宙禀得了什么,历来有许多不同说法。苏格拉底说,人禀得的是理性。这有事实依据。苏格拉底是想用理性来提升道德,这又使他对人的这种看法寓含有一种价值取向。但是现代,人们已经把理性解释为如何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效益,理性已经违背苏氏的意愿,蜕变为一种精明地掠夺他人、掠夺自然的工具了,这就显示出苏氏的看法甚有偏失。卢梭认为人天生禀得的是自由与平等,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转为一种价值观念。近代以来,这种价值观念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但是,当这种价值观念引导出来的是每个人只讲权利,不讲责任时,我们不免依然感到非常的失望。冯先生认为,从儒家的观点看,人从天地宇宙禀得的最重要的是情感。人是最富于情感,最具同情心的物类。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人的社群性生活自然、天然地使人对亲人、社会、他人有“不了情”。从价值指引看,天地宇宙让人最富情感最具同情心,就意味着每个个人对亲人、社会他人和生养自己的天地宇宙、自然世界,应该比任何物类抱有更多的关爱,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冯先生对儒家的基本评估。这种评估依然透露着先生重视知识与信仰、事实与价值统一的立场。

  哲人的梦思

        面对日益兴起的国学,冯先生认为通过传播国学来建立时代的价值信念是有好处的。但对商业化的宣讲使得国学基本精神有所偏离,其精神价值、精神教养这层底蕴被抽调,心存忧虑:“儒家强调的是忧患意识,而非个人性的快乐观念。强调用个人的努力、生命的付出,来救心救世,那才是儒学的本怀。”
  所以,先生觉得中大推行通识教育是件非常值得提倡的事。国外靠宗教提升道德,培养超越精神。而中国文明则由儒释道诸家缔造,接续中国文明便亦应该有赖对儒释道诸家的重新解释。上世纪以来,中国与传统断裂得厉害,因之,国民的教养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以培育人的精神追求显得更加迫切。先生特别提到:“中大的学生不要俗气,要有教养、有气质,那才配得起中大这所高等院校的地位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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