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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炎:干什么都出于真心

——纪念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王宗炎教授


稿件来源:校报2011-07-19第256期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1-08-04 | 阅读次数:


    【求实求真 学贯中西 北许南王 举世同称泰斗】
       【以诚以逊 德披桃李 云山珠水 今朝痛失名师】
                                                                                                                                                                  注:此挽联为中文系黄天骥教授撰写。

        王宗炎教授简介:王宗炎(1913.1.14-2011.6.22),广西合浦人。1934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1946年10月起在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195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0年10月起在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1977年晋升为教授。1978年10月回到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11月退休。
  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之一,研究涉及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心理学等领域。
  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委员,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现代语言学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外国语与外国文化丛书》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英语实用技能教程丛书》。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
  曾任广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

  2011年6月22日凌晨,一位与中大结缘70余载的98岁老人悄悄辞世。他不畏权威,律己求真,审问慎思明辨,九七高龄手不释卷。他扶掖后进,教人求真,传道授业解惑,不论亲疏有求必应。
  他,就是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宗炎教授,与许国璋并誉为“北许南王”的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一位学问、人品均令人高山仰止,求真路上笃行不倦的学人。

  从未出过国门的英语高手

       “王先生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但英文学得非常好,好到中大的外教都非常佩服,写的东西还常请他修改”,王宗炎教授的多年好友、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止不住感叹。
  解放前,王先生曾是著名西方报纸《密勒士评论报》(TheChinaWeeklyReview)的特约评论员,经常用英文发表文章。解放后,他兼职校长英文秘书。当时中大的校长是许崇清、冯乃超,但凡以校长名义与国外打交道的英文信件都由王先生写。此外,他还负责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翻译论文题目和摘要。这些工作,都要求也展现了王先生极高的英语语言造诣。
  桂诗春教授1955年于中大外语系毕业留校,他还记得那时王宗炎与王多恩两位先生都教本科精读课,用同样的教材。王宗炎先生讲授语言的使用非常到家,颇受同学好评。王多恩先生是留美回来的硕士,当时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但他非常虚心,经常跑去听王宗炎的课。
  王宗炎先生文笔平白易懂、深入浅出,读者非常多。由他主编的《英语语法入门》是国内成年人自学英语的第一书,1960年出版后一印再印,影响了英语学界好几代人。翻开1965年的版本,出版信息记录着“第10次印刷,印数35万次”,“这在当时很了不得”。
  桂诗春教授常常用王宗炎先生的故事来教育青年教师与学生:“做学问关键在自我奋斗,国内外都一样,不要以为到了国外什么都自然会了。”
  事实上,王先生不仅英文好,中文功底也极为深厚,他非常重视学生、儿孙中文能力的锻炼。家人曾打算送孙女出国,但王先生的态度是———“中文没学好就不要出去!”。他认为只有学好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更能在国外立足。
 
   三个“信条”一个“真”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描述王先生,那就是‘真’。求真求实,不盲从,而且待人真诚。”这是62级本科生、79级硕士黄家祐教授对导师王宗炎先生的最深印象。
  王先生认为做学问就是寻求真理,应该独立思考、仔细验证、自由讨论,在事实没弄清楚前不要匆忙做结论。过去的定论,也不过是已经获得公认的假说,仍需在今后不断验证。他在《语言问题求教集》里总结了三个信条:
  “我不认为什么人已经掌握了最后的真理,也不相信语言学界有一个最高权威。
  我认为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因为站在前人肩膀上,后人自然爬得更高。
  我相信,只有经过观察、实验、探索、讨论,才能逐步逼近和认清事物的真相。”
  88级博士严辰松教授非常钦佩导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他说:“王先生读书必求甚解,追求真理,不惟权威和名家。他一生很多著述是评论性的文章,对国内外许多论著和研究成果发表过真知灼见。”50年代以后,他曾写文章评论吕叔湘、刘世儒、黎锦熙、陈原、张道真等学者的专著。
  7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不少人毫不怀疑地顶礼膜拜,唯独“不相信有最高权威”的王先生通过慎重、全面地研究和思考,发表了长篇论文进行批判。这种不畏权威的精神,陈永培教授称之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
  1978年,在为《光荣与梦想》第一册统稿时,主张“辨义为翻译之本”的王先生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字斟句酌,几乎将第一册重新译了一遍,并专门撰文总结翻译心得。
  80年代初,中国开始编印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许国璋担任《语言文字》卷“语言学”、“世界诸语言”两个分支的主编。王宗炎担任副主编并负责审读、校改,他非常地严格和不客气,每一页都仔细看并建议如何修改。“语言学”词条原本由许国璋撰写,但王先生认为不符合辞书要求便坦率提出否定。
  很多学者请他审阅著作或作序,他从不拒绝并乐此不疲,几十年如一日。桂诗春教授翻开一本已经泛黄的《应用语言学》,里面到处是王先生的批注。做学问的功夫,就在这些细节间流露。而这一招,王宗炎似乎是向戴镏龄老先生学来的。他在一篇文章里怀念戴老“看稿评文活像快刀割肉,毫不留情”,“我有文章总是送戴老看,因为他心如明镜,拿回来时总是批注得密密麻麻,既提疑问,又摆证据,弄得我非再下功夫不可”。
 
  干什么都出于真心
       
        刚毕业时,中大曾聘任王先生去附中教书,但那时他想当县长,于是参加了国民党的政治深造班。做官未遂后去《粤南日报》做编辑,工资每月10块,热血沸腾地宣传抗战。再后来为赚钱去了海关,拿着每月240块的高薪,却不甘于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1944年去了中学教书。一当上教师,王先生“就觉得这是最可喜的行业,终身不改”。
  1946年,在王力、岑麒祥教授的推荐下,王先生回到中山大学教本科一二年级的英语。后又开设了本科高年级的精读课、翻译课,研究生的普通语言学课、语史课,这些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但王先生在日后反思自己“只重教,不重学;只重传授,不重引发”,因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老师是示范者和指挥者,学生是模仿者和顺从者”。
  王先生学术生涯的后半部分,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提携后学。他治学严谨,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脚踏实地,切忌浮躁;写文章要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周密、以理服人。
  1982年,黄家祐写硕士论文,研究物理系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因素。那时,王先生已经69岁,他说自己对这个也不太懂,于是和黄家祐一起去听物理系的公共英语课。同年,两人一起编书,王先生负责审校,对文章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往往稿子改后不久,在路上碰到,又提出新的修改建议。此外,他七八十岁了还担任很多丛书的主编,还捐出奖金做项目启动经费,“干什么都出于真心,不断感动着我们”。
  就像王先生翻译的一本小说的书名“名利于我如浮云”,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他对校长、书记,和对门卫、清洁工,都一样地尊重,一点大学者的架子都没有。文革期间职称评选停止,王先生一直是副教授,但他一直老老实实做学问。改革开放初,国家政策向海外归侨倾斜,每月发放补贴,不是“海归”的他也淡然处之。
 
  “高龄自由研究生”

  “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王先生自称“高龄自由研究生”,九十多岁仍然每日拿着放大镜读书看报,与学生严辰松教授通信时说“工作如常”。他最后一本著作《英汉语言问题面面观》出版时已94岁;最后一篇文章《感谢与祝愿》发表时已95岁。
  他的书是语言学界中人的案头必备,可他自己却说“不是什么高明的东西,就是读了书用了脑子动了笔”。
  王先生很爱工作,整日忙着写作、编书,有时候什么问题突然想通了,会半夜爬起来继续写。儿媳叶爱琼女士坦言,“公公脾气很好,从未见他对我们发脾气,他从不说教,但一直用行动暗示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夫妻俩学工科出身,后来都成了高级工程师。”
  王先生很注意健康。他说,“教师首先要搞体育!身体不好,研究工作做不下去”。以前他常从珠江“河南”走到“河北”锻炼身体。年纪大了,家人给他买了健身器材,直到去年12月住院前,他还坚持每天锻炼40下。
  住院后,98岁的王宗炎先生时会自言自语,有时教英语,有时讲历史。那一刻,想必他是回到了三尺讲台上,兑现着自己终身不改的粉笔青灯诺言?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愿王先生的这份真在中大常青,让迷茫者坚定,让浮躁者沉淀,让求知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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