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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伟:“读书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欲望”

访中山大学首届“芙兰奖”获得者历史系刘志伟教授


稿件来源:校报2011-03-26 | 作者:宣传部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1-04-02 | 阅读次数:


        人物简介:刘志伟,1955年生于广东省韶关市,198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员。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国外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
  论著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等。

  一、读书以发现问题

      “读书,不仅仅是拿着书看,还要思考,更要跟人讨论甚至辩论,这才是真正的读书,讨论就会刺激你去想,想不通或辩不过他人,你就会接着去读书,然后思考,再接着跟他人辩论,直至想通或把别人辩倒。所以读书、思考、讨论或辩论是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刘志伟强调得最多的还是读书。
  在他看来,现在读书风气不是很好,现在讲治学,强调的是写书,不讲求读书,更少有思辨和讨论,甚至老师之间也很少分享读书心得了。所以,刘志伟对目前学校社科处准备搞“青年学术沙龙”的活动大为赞赏:“我们今日讲创新绝不是靠拍脑袋就出来的,读书才能发现问题,之后才有创新”。
  中国传统的学问大家倡导“先读书,再做学问”,就是指在做具体学问之前必有一系统读书的过程,才能先因后创,推陈出新。故近代著名学者杨树达谓“温故而不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在治学这一方面,刘志伟显然延续了前辈学人的遗风,1980年他回到中山大学入明清史专家汤明檖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老师从指导我研读梁方仲教授的遗著开始,把我引入了明清户籍赋役制度的研究领域。在老师的指点下,我才得以对梁方仲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发挥的‘微言大义’理解一二。”
  刘志伟所说的“微言大义”今日已在他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得到发挥,本书是在他1983年提交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基础上写成的,1997年正式出版,2010年再版,并附上了三篇近年的研究论文。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认为“刘志伟通过重新审视明清广东里甲赋予制度在基层的功能及其演变,突破了原有经济史研究过于实证主义式的制度史分析架构,而把它置于“国家——社会”支配行为的互动状态中予以考察。……是对清初大一统皇权控制登峰造极的政治史假说予以了有力的修正。”多年的学术同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也赞赏该著作“给赋役制度史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刘志伟先后结识了科大卫、萧凤霞、郑振满、陈支平、陈其南、蔡志祥、程美宝等一群从事华南地区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与这些师友结下了不解的学术之缘,开始了后来称之为“华南研究”的学术活动。2001年,在刘志伟和陈春声教授的主持下建立了旨在“打破传统学科的框架,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从精致的地域研究延伸到文化国家建构”的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中心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内外诸多重点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交流机制,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共同学术追求的同好,并合作定期出版刊物、丛书,交流学术心得。

      二、读书种子的养成

        刘志伟酷爱读书,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从那时便在心中植下了读书的种子。“我受过的正规教育只到小学,随后的中学、大学生涯都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到了研究生则是师徒式的教育。”刘志伟笑称。在文革前完成的小学教育让他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那时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像牛顿、居里夫人等科学家是我们心中绝对的偶像,都希望用知识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成为完美的人。”文革后,读书以获得知识的观念被社会抛弃,教师成了“臭老九”。但在刘志伟心中,“读书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他和喜欢读书的同学常常互相传阅来自不同渠道的图书,因为一本书到手上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又要传给其他同学,“所以我们那时得到一本书,只能彻夜阅读,乐此不疲。”
  喜好读书,但苦于无书可读,这种困境直至来到中山大学后才结束。1974年刘志伟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一到中大,刘志伟就被当时中大图书馆的藏书震慑了,当时的图书馆还在马丁堂,“一走进马丁堂,中间大厅两侧就陈列着两排书柜,除了马恩列全集,还有很多种工具书,最令我大开眼界的是百纳本《二十四史》、《十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部头史籍文献,其中一些还是陈寅恪先生的赠书,当时看到这些书的欣喜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他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读书环境,校园成为了大字报的海洋。“工农兵学员从入学到毕业都不用考试,很多人不读一本书都可以毕业。”当时,“一个星期有两个下午要进行政治学习,一个晚上过‘民主生活’,另外还有无数的政治活动,劳动和开门办学,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可能在课堂和图书馆中”。读书环境的不好,读书时间的匮乏,加上教师地位低下,“所以那时候压根没有通过读书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功利目标,读书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欲望,仅此而已。”刘志伟笑着说。
  “只有陈嘉庚堂,当时是历史系的学生阅览室,还存有一点读书的空气,所以我很喜欢去那看书。”刘志伟回忆道。至今他仍然非常感激当时管理阅览室的谭彼岸先生。“谭先生对常到陈嘉庚堂读书的同学,那种关怀和欣喜之情,是真诚又溢于言表的。就是在这里,周连宽先生、谭彼岸先生手把手教我读文献、查目录,指点治学方向,解答读书疑问,把我引领入史学之门,为我后来治史打下了最初的基本功。”
  最令刘志伟难忘的,是在进入中山大学的第一学期,同汤明檖老师一起到广州铁路局开门办学的经历,“我们在铁路局建筑段开门办学,汤老师当时睡下铺,我睡上铺,每天在劳动和开会之外的时间,我都看着汤老师坐在床上捧着一本线装的《宋史》点读。这一情景,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呈现在眼前。”“当时,我每天吃完晚饭都会陪汤老师在铁路局周围散步,汤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相信,中国始终还是需要有人读书的。’这句今天可能听起来平平无奇的话,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撼,可能你们已经无法理解了。”
  1978年,刘志伟从历史系毕业,在粤北的法院工作了三年之后,想念读书生活的他于1980年又回到中大历史系入汤明檖老师门下攻读研究生,刘老师笑着说,“当时全中大研究生才四十几个,历史系共五个,我和桑兵老师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分别师从汤明檖老师和陈锡祺老师,那时虽然是学生,但却跟老师一样去开学术研讨会,一起去教研室备课,平常主要是读书,做研究,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跟老师请教,师生之间就是师徒式的关系,很有感情的。那时读书很宽泛,几乎什么都读,不只局限于自己的论文方向,每周至少有一个下午去到老师家,谈论的不仅是论文,更多的是读书心得。”
  恢复高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读书人心中的黄金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对知识的渴望,加上融洽的师生关系,让那一辈人得以大量读书,“如果说我今天能做些什么,都是研究生三年打下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幸,因为在十几岁到二十岁的那段时间没法读书,但也很幸运,因为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遇上了那么多博学友善的老师。”

        三、维系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1983年研究生毕业后,刘志伟便留历史系任教至今,二十多年来,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其间有着常人难以体验的艰辛。“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是最被人轻视和充满偏见的,学者的待遇与外面其他职业比较,现在是收入多与少的问题,那时却差不多是有还是没有、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的确,彼时很多优秀人才被迫离开了学校。“我算是幸运的,家庭压力不是很大,可以活下去,所以留下来了。当然,主要是因为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舍不得离开。”刘志伟笑着说。
  转轨时期的社会一度浊流滚滚,喧嚣斑驳,“但不论外界如何,历史系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安静的精神家园,跟在像汤明檖、陈锡祺、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等诸多一流学者身边,让人觉得很安乐,很享受。”
  刘志伟觉得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学术共同体也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这个精神家园能否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来者是否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追求以及共同的生活情趣。所以,刘志伟自2000年任历史系主任以来,在人才培养、引进方面除了关注他们的学术能力外,更关注他们的做人、品味、气质以及追求上是不是能让这个精神家园继续延续下去,“希望等我们到了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的时候还能在这个精神家园里踱步享受其中的乐趣。”
  在这样理念的引导下,历史系在新世纪以来引进并培养了一批学术造诣精深、人格志行一流的学者和青年教师。2008年刘志伟卸任历史系主任之后,除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外,还被学校任命为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近期又兼任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副院长。当问及做学问与行政事务是否会相冲突时,刘志伟认真地说:“时间精力上肯定会相冲突,但学术追求和理念上不冲突,因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行政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持这个学术共同体。”

        四、重拾融洽的大学师生情

      “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大气,细心,有眼光”98级历史系学生、现已是历史系副教授的刘勇老师说。“本科时我成绩一般,唯独喜好看书买书,临近毕业时面临考研或工作的两难选择,考研的话怕英语过不了关”。彼时的刘勇相当纠结,一天,刘志伟突然找到他,对他表示:“我知道你喜欢读书,这样吧,如果你今年考不上,就在我们系资料室做管理员,明年接着考。”“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也许是老师的鼓励,“毕业前夕,我居然把四级和考研英语一并通过了”。刘勇笑着说。
  2008年,刘勇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被历史系以师资博士后引进,“虽然博士后是挂在刘老师名下,但是我仍然做思想史的研究,可刘老师一点也不介意,并时不时与我交流读书心得,他的胸怀、大气可见一斑。”刘勇钦佩地说。
   “刘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具体情况,完全按照学生的性格、兴趣、特长来培养,从不强求学生。”已经毕业在萝岗区政府工作的红芬师姐回忆道。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那个纯真的读书年代也许一去不返了,追忆过去,并不是为了提供茶余谈资,更不是要制造什么传奇,而是为了给今天描画理想,提醒人们智慧是什么色彩,不带功利之心的为学之道本该如此。“如果非得给‘奋斗’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我认为不总是刻意想着如何去奋斗才是最好的奋斗,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刘志伟淡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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