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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毕业典礼】陈平原: “做大事”与“做大官”


稿件来源: | 作者:陈平原 | 编辑:黄爱成 | 发布日期:2013-06-25 | 阅读次数: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祝辞
 
       毕业典礼上致辞,除了祝福,就是励志。而这年头,社会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励志名言”,正高歌猛进大学校园。有比官大的,体现在校庆时之按职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钱多的,宣称毕业十年没有四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弄得我们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们灰头土脸的,整天觉得对不起母校,也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
       因担任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跑来找我,希望举荐。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真的目瞪口呆:30正处,35副厅,40正厅,45“进部”——京城里官多,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故有此专有名词。我问:万一做不到呢?老兄一跺脚,说那就归隐山林,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笑了,说恐怕那时空气污染,南山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反问: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这么追问,因这种“雄心壮志”,跟我心目中的中大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记得是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十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我在文中提及:“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 文章发表后,承朋友告知,此题词乃中大精魂,不可能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于是,赶紧撰文更正。
      孙中山所说的 “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于黄埔军校或中央党校,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拿破仑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大学毕业生中,有做工的,有务农的,有经商的,有舞文弄墨的,有从事慈善的,更有献身于科学探索的。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若都折合成科级、处级、厅级、部级、部级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这社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狂澜既倒”。
       好几次应邀回广州参加中大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校长、书记在介绍嘉宾时,故意把我们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学者放在前面,这让我很感动。我当然明白,对学校的实际运作更有帮助的,是后面出台的各级官员。学校以“远道而来”作为幌子,优先介绍学者,实际上是想传达一种“尊重学问”的信念。这么多年,走遍大江南北诸多名校,发现各校介绍来宾时,一般都按官职大小从上往下,像我这样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要不属于“在场的还有某某某”,要不就是“因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我虽反感此不成文的规矩,却也熟视无睹,且佩服主办单位调查精细,从不出错。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长、书记重点介绍时,有点不太适应,赶紧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免得贻笑大方。事后想想,中大之尊重学者,或者真的是渊源有自。
       官员的心思不好乱猜,我只能说,好学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本就应挺起脊梁,大声说出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志向以及我们的贡献。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讲当下,自然是官大声音大;长远看,则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以中大为例,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大于当年保护他的高官、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今天已然这样,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更是如此。
       各位即将走出中大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都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因为,这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还重要的大学。

(陈平原,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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